良渚文化的蜷體鳥紋

摘要：良渚文化晚期，盛行有精細刻畫影象的高等級陶器，這些影象最重要的主題是千姿百態的鳥紋。其中有的鳥紋身如彎鉤，甚至迴環蜷曲並附著鳥首，可稱“蜷體鳥紋”。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類影象的型別、內涵和來源做了初步探討，認為其主題表現的是鳥在水生蛇身動物體內繁育誕生。此類蜷體鳥紋的出現，是良渚文化繼承本地傳統，熔合廟底溝型別和紅山文化相關因素，並加以創新的結果。這樣的熔合是完成良渚早期國家意識形態構建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見良渚社會領導者們視野之廣闊，胸懷之博大。

良渚文化晚期，盛行有精細刻畫影象的高等級陶器，這些影象最重要的主題是千姿百態的鳥紋。其中有的鳥紋身如彎鉤、甚至迴環蜷曲並附著鳥首，學界對其稱呼不一。1936年，施昕更最初發表的良渚考古報告中［1］，一件陶片上刻畫有蜷曲之體，省略了附著的鳥首，被稱作“螺旋紋”。1986年發表的福泉山遺址發掘簡報將相關影象稱之為“細刻圓渦紋、疊線紋等勾連而成的蟠螭紋圖案”［2］。方向明對此類影象做了開創性的研究，注意到其中的鳥首形象，稱之為“鳥蛇樣組合圖案”［3］，認為源自河姆渡文化和崧澤文化的傳統，並對其內涵做出推測。朱乃誠在隨後的研究中，稱此類影象為“蛇紋”，未關注其鳥首因素，將附著在蜷曲身體外側和內部的漩渦狀影象稱作“捲雲紋”，認為體內的捲雲紋表現的是蛇皮［4］。

此後，相關發現漸多，餘杭良渚遺址群中卞家山遺址的資料尤其豐富，發掘者稱此類影象為“鳥首蛇身體”紋［5］。但方向明近年的研究中，又將對影象的解讀修正為“鳥形與由鳥而簡化的螺旋主體加小尖喙結構”並認為其“極有可能衍生於獸面紋大眼睛的影象母題”［6］。也有學者仍稱之為螺旋紋，對其內涵做出雲雷、龍蛇、甚至天眼等推測［7］。

其實，此類影象與鳥的關聯非常明確，迴環蜷曲之體是否為蛇尚難遽定，本文暫稱之為“蜷體鳥紋”，擬在以前研究的基礎上，對其型別、內涵和來源做進一步探討。

一

卞家山遺址G1∶6長頸壺頸部有複雜而較完整、寫實的蜷體鳥紋，我們先對其進行復原，以作為解讀更加抽象影象的參照（圖一，1）。該器物以細密的小方格和平行線為地紋，留出空白，刻畫鳥紋。頸部應大致有兩組相同的鳥紋，均已半殘，所幸尚可拼合復原（圖一，5）。每組影象由三個蜷體鳥紋組成，左下之鳥，正立，短頸回首，有螺旋重環之目，凸出尖喙和尖狀冠羽；體彎如弓，尾呈長掃帚形，向上揚起。體內填細密的平行線紋，頸身之交、身尾之交和身、尾的中部共有4個螺旋重環紋。弓起的背部有一對尖喙鳥首，身尾之交處有一個尖喙鳥首（圖一，2）。右側之鳥，為倒立，頭和身體連為一體，呈鉤狀，以長鉤尖為喙，以螺旋重環為目，尾部如長掃帚。體內填細密的平行線紋，身體和尾部內共有6個螺旋重環紋，頭頂、頸身轉接處和身部之外各有一對尖喙鳥首，身尾交接處，上下各有一個尖喙鳥首（圖一，4）。兩鳥之間，有一倒立的鉤身小鳥，以大螺旋重環為目，有尖喙，尖鉤狀尾部與右上之鳥的長尖喙形成對鉤之勢。此鳥雖小，體內也填細密平行線紋，並有2個螺旋重環紋（圖一，3）。

由此寫實影象可知，蜷體鳥紋的重要特徵包括：蜷曲之體，螺旋重環之目、多呈鉤狀的尖喙，掃帚狀或鉤尾，體內平行線紋和螺旋重環紋，體外附著的尖喙鳥首等。這些特徵可以作為我們辨識蜷體鳥紋的參考。

卞家山G1∶6影象中的鉤身小鳥，經常單獨出現。廟前M3∶39雙鼻壺，長頸部分被3道平行凸稜分為4行，每行中有魚麟狀網紋，各有5處空白，內刻簡化鉤身鳥紋，體內填短線。器腹部有11個相似的圖案，也如簡化的鉤身之鳥，頭向左，有尖喙，體內填平行線。圈足上刻畫了8個相似的圖案，如身體呈螺旋重環狀的鳥紋，螺旋末端甩出的兩條弧線，一條為頭一條為尾（圖二）。各部分圖案均以鳥為主題。

單獨的螺旋重環之體鳥紋是蜷體鳥紋的常見姿態。卞家山G1∶3豆把以密集的略呈方形的微小螺旋重環紋和平行折線紋組成網格狀地紋，在豆盤和豆把底部的地紋上，再刻畫蜷體鳥紋（圖三，1）。身體呈螺旋重環狀，頭在螺旋中心，有勾喙，頸部與身體連為一體，身體逆時針向外旋轉，尾部在外，呈掃帚狀。體內有6組相間出現的螺旋重環紋和豎向、橫向平行線紋（靠近勾喙的重環紋可視為鳥眼）。體外有7個螺旋重環紋（圖三，2）。卞家山G1∶408與之非常相似，只是鳥體順時針向外旋轉（圖三，3）。卞家山G2B∶29豆把上以長卵狀元素組成細密網格紋帶，底部網格帶上有與上述標本類似的身體逆時針外旋蜷體鳥紋（圖三，4）。

卞家山G1∶330豆把上，殘存四排二方連續的螺旋式蜷體鳥紋，包括略大和略小兩種，均是頭在內部，身體逆時針外旋，尾在外端，呈掃帚狀。體內均有平行橫線、平行豎線和螺旋重環紋，體外有尖喙鳥首（圖三，5）。較大者，頭部尖喙上有如同羽毛的短線，有的沒有尖喙，尾部橫出尖鉤（圖三，6）。較小者，頭部尖喙不明顯，尾端較寬。G1∶110豆盤上密佈類似的鳥紋（圖三，7），似可解讀為頭在內，尾在外，逆時針旋轉的螺旋之體，但頭部尖喙前有短線，尾如尖鉤。體內有平行橫線、平行豎線和螺旋重環紋，體外有尖喙鳥首（圖三，8）。

施昕更發現的“螺旋紋”為此類蜷體鳥紋的簡化形式，鳥頭在中心，有尖喙，身體順時針旋轉，尾在外，較寬。體內填豎線紋，省略體內和體外的螺旋重環紋（圖四，3）。卞家山G1∶88雙鼻壺的長頸上，以平行波折線表現網紋，網紋空白處的單線逆時針外旋螺旋紋，應是此類蜷體鳥紋更簡化的形式。鼓腹的上緣，有弧邊三角簡化鳥紋，強化鳥的主題（圖四，4）［8］。寺前遺址墓葬M4隨葬雙鼻壺的長頸上，遍佈更細密的單線螺旋紋，也應是同樣的簡化蜷體鳥紋（圖四，1、2）［9］。

福泉山M65∶1雙鼻壺上刻畫成對的螺旋重環之體鳥紋。鳥紋形態與卞家山G1∶408非常相似，身體均逆時針外旋，兩個鳥紋尾部疊壓在一起，形成對鳥，整體呈橫S形（圖五，1）。卞家山G1∶428殘片上，有相似的成對螺旋蜷體之鳥，內部為尖鉤喙，頭頂各有一小螺旋重環，身體逆時針旋轉，尾部對接成為一體，整體呈橫S形。體內有平行豎向和橫向弧線紋，體外S形的兩個頂端，有尖喙螺旋重環鳥首，尾部交接處、即橫S形的中部，上下各有一對尖喙鳥首（圖五，2）。

葡萄畈T0304∶26雙鼻壺腹部殘片上［10］，有另一種形式的成對螺旋蜷體鳥紋，兩鳥形態完全相同，外端為尖喙螺旋重環目鳥首，並突出一條短線。身體一個向下、一個向上，逆時針旋轉，形成橢圓形的中心，內有一橢圓形圈狀物。兩鳥和橢圓形圈狀物體內，填橫向和豎向的平行弧線及螺旋重環紋。兩鳥體中間有螺旋重環紋。右側鳥體外，有兩對尖喙鳥首；左側鳥體外，有一對尖喙鳥首和一個大螺旋重環尖喙鳥首（圖五，3）。

廟前遺址H2∶50貫耳壺器身有兩組基本相同的刻畫影象（圖五，4）。中部影象可以解讀為尖喙之頭在內，身體順時針向外旋轉的一對螺旋蜷體鳥紋，整體呈螺旋重環形，鳥體內填細密的網紋豎帶和卵狀圓圈，兩鳥之間也有卵狀圓圈。將影象旋轉180°的話，兩側影象似為基本對稱的鳥紋（圖五，4最下），上部的兩個分叉中，外側較短，似為尖喙鳥首，內側較長，似為鳥尾，下部或表現鳥翅。鳥身輪廓內有細密網紋帶，體內和與中部對鳥身體之間，有卵狀圓圈紋。翅首連線處，有一對尖喙鳥首，加強了鳥的主題。整體觀之，其構圖元素和主題與上述三件螺旋蜷體對鳥影象頗為相似。

卞家山G1∶6表現的大小鳥組合，也經常以簡化的形態出現。

廟前G1∶125殘片上，細密的網格紋中間空白處，即有一大一小一對蜷體鳥紋。大鳥頭在內，尖喙如鉤，身體順時針外旋，尾部翹起如掃帚，略殘；體內有平行線紋和10個螺旋重環紋。小鳥身體如鉤，尾部為鉤尖，與大鳥的尖喙呼應。頭部有尖喙。體內有平行線紋和3個螺旋重環紋；頭頂有一尖喙鳥首（圖六，1）。

廟前T0606∶21豆盤上，殘存一大一小一對蜷體鳥紋（圖六，2）。大鳥頭在內，尖喙如鉤，身體順時針外旋，尾部如掃帚。體內有橫向和豎向平行弧線和3個螺旋重環紋，體外有兩個如同展開雙翅的螺旋重環紋，兩個尖喙螺旋重環鳥首（圖六，3）。小鳥似也可識別為回首勾喙之蜷體鳥，尾部同樣有一個帶雙翅的螺旋重環紋（圖六，4）。

卞家山G2B∶42為陶壺殘片，長、寬僅約5釐米，刻畫微雕般細密的一大一小鉤身對鳥紋，在2釐米見方的範圍內即可有12對（圖六，5）。較簡單的對鳥中，較大的鳥身如彎鉤，尖喙，省略鳥目，尾部與小鳥頭部連線；體內有平行豎線和橫線，體外背部有一尖喙鳥首，近尾部有一對螺旋重環紋，似為尖喙鳥首的簡化。小鳥身如彎鉤，尾部為鉤尖，頭部以小螺旋重環為目，有尖喙；體外有短線如羽毛（圖六，6）。較複雜的對鳥紋中，大鳥體外小螺旋重環較多，小鳥頭外有尖喙鳥首，表現羽毛的豎線較密集較長（圖六，7）。

卞家山G1∶434豆盤上有連續的蜷體鳥紋組合（圖六，8），每一組均可釋讀為一大一小兩鳥。右側為大鳥，頭在中心，有尖鉤喙，身體逆時針外旋，體內有細密的平行豎線和小螺旋重環紋，體外有小螺旋重環紋和內填平行線的短柱狀紋。左側為小鳥，頭部有尖喙，身體順時針旋轉，尾部與大鳥尾部相對，中間有一小圓圈間隔（圖六，9）。福泉山M74∶166雙鼻壺器身佈滿蜷體鳥紋，其中有些為與卞家山G1∶408等相似的單體螺旋式（參見圖三），有些則為一大一小式，如長頸最下部一排鳥紋，均與上述G1∶434豆盤鳥紋相似，只是大鳥在左側，小鳥在右側（圖六，10）。

福泉山M65∶90帶蓋鼎展現了良渚文化蜷體鳥紋更豐富而複雜的形式（圖七，1）。鼎身下部為二方連續展開的蜷體鳥紋組合，每組似由一大二小共三個鳥紋組成。右側為大鳥，頭在中心，有尖鉤喙，身體逆時針向外旋轉，尾部分叉，形成兩個鉤身小鳥，上面的略大，頭部順時針內鉤，有尖喙；下面的略小，頭部逆時針回鉤，有尖喙。各鳥體內均填細密平行豎線紋，體外有螺旋重環紋和尖喙螺旋重環鳥首（圖七，3）。

鼎蓋之上，鳥紋樣式更加繁縟（圖七，2）。蓋扭中軸線上，為一上一下螺旋蜷體對鳥，頭均在螺旋中心，有勾喙，上鳥身體逆時針向下旋轉，下鳥身體逆時針向上旋轉，尾部結合為一體，整體呈S形，與卞家山採集陶片主體鳥紋相似（參見圖五，2）。S形兩側，各有一身體鉤曲的小鳥。扭兩側的蓋身上，對稱刻畫了相似的S形對鳥紋。此外的蓋身鳥紋分兩圈刻畫。內圈由六組幾乎相同的鳥紋組合構成，其中兩組略小。每組可以解讀為兩大兩小的蜷體鳥組合。兩大鳥均為螺旋式，頭在內，有尖鉤喙，身體一個順時針外旋，一個逆時針外旋，尾部相交，形成銳角或鈍角。角外有一小鳥，勾喙，鳥身鉤曲，尾端與角的頂點相連。角內部分似也表現一小鳥，身體為弧線或折線形，轉折部位出尖，如鳥喙。整體觀之，此影象又如一隻展翅之鳥，兩大鳥為翅，角外鉤身之鳥為尾，角內的弧身之鳥為有尖喙的頭。器蓋外圈有7個類似的四鳥組合，大小不一，間距不等。另有一個S狀蜷體對鳥。內外圈之間，夾雜一個四鳥組合影象，但角外之鳥並非小鉤身鳥，而是與兩側螺旋蜷體之鳥相同。

此鼎三足上有相同的鏤空影象，均為兩組圓孔加勾弧形組合，與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的圓點加勾弧式對鳥紋非常相似［11］，強化了器物影象的鳥紋主題。

福泉山M101∶90豆盤外壁影象呈現了另一種四鳥組合（圖八）。左側影象為與福泉山M65∶1非常相似的螺旋蜷體對鳥紋（參見圖五，1）。中間影象左右各有一大螺旋蜷體鳥，頭均在中心，有鉤喙，左側的身體順時針外旋，長尾回鉤；右側的身體逆時針外旋。兩大鳥之間，為兩個小蜷體鳥。右側影象則如同中間四鳥組合影象的寫實圖解，左、右各有一大鳥，中間為兩隻展翅狀簡化小鳥。

福泉山M74∶66雙鼻壺的長頸上佈滿由小單線螺旋組成的細密網文，空白處刻畫了另一種組合式蜷體鳥紋，其中心為一大一小蜷體之鳥。大鳥為螺旋式，頭在內，有尖鉤喙，身體逆時針外旋尾部與小鳥之頭連線。小鳥為鉤身式，尾部勾起，頭有尖喙（有的尖喙不明確，細部圖左下的小鳥比較完整清晰，與卞家山G1∶6酷似）。此對鳥身體外側，凸出5個長頸鳥頭，有螺旋重環之目和尖喙，頭頂的圖形如向後飄揚的羽毛。這樣的主體影象之間，還有單線勾勒出的簡化展翅鳥紋（圖九）。

二

良渚文化蜷體鳥紋的源流，需要在廣大的時空範圍內探索。

在長江流域，距今7000多年的高廟文化陶器上，已經出現複雜的鳥紋影象，並且常以鉤曲形表現鳥身。湖南桂陽千家坪遺址T2G1∶69高領罐頸部，主體紋飾為兩隻展開雙翅的鉤喙神鳥，下面則為四隻簡化的飛鳥側檢視，鳥身均以鉤弧表現（圖一〇，1）［12］。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時期，鳥紋繁榮，對鳥是常見的表現形式，重環紋是重要的構圖元素。崧澤文化晚期，流行身體呈弧形的鳥紋。趙陵山遺址T23∶602豆圈足底部，圍繞圓形中心，刻畫了兩圈鳥紋，各有5只彼此相連的弧體之鳥，均以螺旋重環為目，兩個凹刻三角形，可解讀為尖喙和頭頂冠羽（圖一〇，2）。

在遼西地區，紅山文化之前，鳥的形象並不常見。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出土尊形器上，有精美刻畫影象，表現神化的鳥、豬和鹿的形象，其中鳥體和鳥尾呈勾旋之態（圖一一，1）［13］。紅山文化時期，鳥的形象開始豐富起來。牛河梁第二地點N2Z1M23∶3鳥獸玉佩（有學者稱為龍鳳玉佩），右側為鳥，長勾喙，圓目，頭頂有短斜線裝飾，如同冠羽毛，背部有張開的羽毛，身體抽象為卷勾狀。左側為豬龍，身體也抽象為卷勾狀［14］。值得關注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1件非常精彩的紅山文化勾雲形器［15］，筆者曾做如下解讀［16］：如圖上方左側為一個雙耳豎立、其右有尖長吻上翹、其後有鬣勾起上揚的簡化豬龍頭部，與上述鳥獸玉佩的豬龍結構頗為相似；此豬龍左下方，為一雙耳翹吻無鬣的豬龍；再下方，為一與有鬣豬龍相似的頭頂向下的動物頭部，只是長吻向下勾，像是鳥喙，可能表現的是鳥首，豎耳和鬣部可以解讀為鳥頭頂和腦後的羽毛，與鳥獸玉佩中的鳥首基本結構相同，其對面是一個頭頂向下的無鬣豬龍；器物右側，是一個同樣的有長喙下勾、頭頂羽毛豎立的鳥首，背後有兩支勾卷而起的羽毛（圖一一，3）。此件玉器位居中心的蜷曲之體，由此母體生出的鳥首都是與良渚文化蜷體鳥紋相似的因素。

仰韶文化半坡型別晚期開始，即出現魚鳥組合影象；廟底溝型別彩陶中盛行鳥紋［17］，而且多以魚鳥組合的形式出現［18］。

廟底溝遺址H59∶29盆上腹條帶狀展開的黑彩圖案為包括多個單元的複雜型魚鳥組合影象的典型代表［19］。兩組長平行曲線將圖案帶分成兩部分。較窄部分左端為弧邊三角+圓點式鳥紋，其右側為體內有鳥紋的魚紋：長勾狀的弧邊“工”字形構成魚頭的主體輪廓，內有直線+勾弧+圓點式鳥紋，圓點又如魚目；“工”字形的右側與一彎鉤紋形成上部未封閉的近圓形空白，內有雙橫線+雙圓點式對鳥紋；末端為弧邊三角形魚尾。條帶較寬部分的魚體內多了一個4條弧形紋+圓點組成的鳥紋，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圖一二，1）。泉護村H86∶24影象較簡化［20］，弧邊三角+圓點式鳥紋後有兩個勾弧形，為鳥身，中間有圓點，為雙鳥共用之鳥首。後為弧邊三角和雙弧線+圓點鳥紋。為簡化的魚身和身內之鳥。整體觀之，也可以將雙弧紋視為魚頭部分，弧線三角為魚尾部分（圖一二，2）。

廟底溝型別彩陶中的所謂“西陰紋”其實是魚鳥主題的簡化表現形式（圖一二，5），其彎角形空白是魚體內或魚頭內的典型圖形，其中的弧邊三角+圓點、弧線+圓點和弧形+圓點有都是鳥紋的圖案化表現。由弧線三角等元素形成的圓角方形（圖一二，4）、圓形和半圓形（圖一二，3）等空白同樣代表魚體內部，其中填加鳥紋，表現的也是魚鳥組合主題［21］。

筆者曾提出，此類影象表現的是同為卵生的鳥在魚體內完成孕育生長，再從魚體內飛出的場面，可能具有繁育生長的吉祥內涵。西安南殿村遺址［22］彩陶缽上繪製了鳥從有裂縫的卵形物中飛出的狀態（圖一三，1），這種裂縫卵形圖案也常見於魚鳥組合影象的魚體中。原子頭H84∶3彩陶缽有多單元圖案化的魚鳥組合影象，每個單元中左側為弧邊三角和圓點組成的鳥紋，右側為弧邊三角和裂縫卵形組成的簡化魚紋（圖一三，2），表現鳥已經完成從魚體內的誕生。原子頭H100∶1為彩陶圖案為弧邊“工”字形相互銜接成圓形空白的二方連續展開，均應為魚體內部的抽象圖案化表現，空白內有的為裂縫卵形圖案，有的為半黑半白的卵形圖案（圖一三，3）。

上述魚鳥組合影象，無論是較完整者，還是二方連續展開的簡化者，其實均同時表現了群鳥孕育、蓄勢齊飛的場景。此外，廟底溝型別彩陶中，也有淡化魚紋因素，直接表現單體、對鳥或群鳥齊飛場面的影象。泉護村H1052∶01盆殘片上，表現的是寫實勾喙大鳥後跟隨一以圓點為頭、三叉為身的小鳥（圖一四，1）。同一灰坑中的H1052∶02盆上則有圓點+雙弧線大鳥和圓點+三弧線小鳥（圖一四，2）。同遺址H22∶01盆上繪群鳥齊飛場面，圖中部分有圓點+雙勾弧和圓點+三勾弧兩隻大鳥，另有一圓點+雙勾弧小鳥（圖一四，3）。

正如有學者所言，廟底溝型別彩陶的所謂“花瓣”應為鳥紋形成的空白［23］。廟底溝H408∶41彩陶缽為此圖案化形式的典型表現。其紋飾帶上有四組圖案，均為形狀相同的弧邊三角對接形成橢圓花瓣形空白，內填表現對鳥紋的平行橫線和雙圓點，可以看作兩隻以弧線三角為身、圓點為頭的大鳥，與橫線和圓點為頭的兩隻小鳥的組合。每組主體紋樣上端，有倒垂的弧邊三角，與橢圓形頂端共用一個圓點，形成鳥紋。每兩組圖案之間，有上、下兩組形狀相同弧邊三角對接形成花瓣形空白加兩圓點圖案（圖一四，4）。整體觀之，整個紋飾帶似由一朵朵六瓣花和五瓣花組成，但此類花朵形圖案表現的應是省略的魚鳥組合影象，表現鳥完成孕生後滿天齊飛的燦爛場面。值得注意的是，廟底溝型別晚期彩陶出現網格紋與鳥紋的組合。廟底溝遺址T37H114∶25缽殘存兩組網紋，中間有卵形空白，內繪平行線+雙圓點對鳥紋（圖一四，5）。類似的組合在馬家窯文化中得到發展，有學者認為網格紋為魚體之象徵［24］。

綜述所述，良渚文化蜷體鳥紋各種元素有長江流域的悠久傳統，螺旋蜷曲之體附著鳥首的形式和各種複雜的組合，應是其獨創，但外來影響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視。除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參見圖一一，3）反映出的與紅山文化可能存在的借鑑關係外，與廟底溝型別彩陶的相似性尤其值得關注。這些相似性包括：大鳥和小鳥組成的雙鳥、三鳥和四鳥組合、群鳥齊飛的場面、以及網格紋空白處的鳥紋等，均暗示良渚陶器刻畫影象的鳥紋主題與廟底溝型別彩陶影象間的聯絡。

海鹽龍潭崗遺址M12∶32寬把杯的杯身上，刻畫了兩條蛇身動物，身體以細密平行線表現，盤繞一週，頭部似魚，口中有鋸齒狀利齒，體內有卵形小圓圈，細鉤尾。頸部似為雙首蛇身動物，身體同樣以細密平行線表現，繞頸一週，雙首在寬流之下相對，與鳥首頗為相似（圖一五）［25］。魚形、鳥、體內之卵，這些元素也是廟底溝型別彩陶魚鳥組合影象的核心元素。蜷體鳥紋身體內外常見的螺旋重環和圓圈，其實也是形態如卵，附著在蜷曲身體之外的鳥首，也是孕育未成的待變狀態。廟前遺址M3∶39（參見圖二）上的各式簡化鳥紋，也都似孕育未成的狀態。由此，我們推測，良渚文化蜷體鳥紋表現的是鳥在水生蛇身動物體內繁育誕生的主題。

河姆渡文化中也出現了一些魚的形象［26］。河姆渡遺址第一期T29（4）∶46陶盆上的兩對動物影象，發掘報告認為是鳥紋，得到一些學者認同，但也有學者認為是魚紋。該動物形態確實在魚鳥之間（圖一六，1）。該遺址第一期的T231（4B）∶309則為寫實的木魚（圖一六，2）。值得注意的是，魚頭和魚體上都有卵形凹窩，原來也許有鑲嵌之物。頭部的大凹窩應為魚眼，身體上的凹窩，表現形式與良渚蜷體鳥紋上的螺旋重環紋和卵形圓圈頗為相似。第一期的T231（4A）∶303為一木杖的上部，杖頂為一條寫實的魚（圖一六，5）。遺址第二期的T242（3B）∶68為一魚形陶塑的殘塊，身體上也有卵形的凹窩（圖一六，3）。田螺山遺址一件陶器殘片上，則有寫實的魚鳥一體影象［27］。頭部為勾喙的鳥首，身體為有一片背鰭和兩片腹鰭的魚身，末端為分叉的魚尾（圖一六，4）。

因為資料較少，我們還難以遽定河姆渡文化在半坡型別晚期之前已經形成魚鳥轉化的信仰，也還難以貿然討論兩地的間的交流。但上述資料讓我們認識到，良渚文化出現的水生動物孕生飛鳥的影象主題，除了可能受到廟底溝型別的影響之外，也可能有本地的傳統。

目前所見良渚文化蜷體鳥紋主要屬其晚期階段，與廟底溝型別有一定的時間差。良渚文化早中期玉器上的漩渦狀地紋，方向明提出可能是鳥紋［28］，對這類紋飾的深入探討，應能提供良渚文化與廟底溝型別聯絡的更多線索。考慮到良渚文化與廟底溝型別的社會發展道路迥然有別［29］，鳥在水生動物體內化生的信仰，對於兩個社會應有不同的意義。廟底溝型別彩陶多發現於日常生活背景中，良渚文化蜷體鳥紋則刻畫在精緻的磨光黑陶器上、多見於良渚遺址群的核心區域和太湖東部地區的高等級墓葬中，明顯與社會上層和儀式活動有更密切的聯絡。

由此可見，良渚文化蜷體鳥紋是繼承、交流和創新的共同結果。我們曾經討論過，良渚早期國家這樣的高階社會組織的形成，是具有政治雄心的領導者們有意識地“熔合”各地社會發展成就的結果［30］。這樣的熔合並非只有位居地理中心、得地利之便的“中原”社會才能完成，上述關於蜷體鳥紋的初步分析，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到，良渚社會領導者們視野之廣闊，胸懷之博大。

附記：本研究得到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專案”，課題八“中華文明起源程序的整體性研究”資助，課題編號2020YFC1521608。同時屬於中國歷史研究院李新偉學者工作室研究專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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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浙江省教育廳出版，1938年。

［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

［3］方向明：《良渚文化“鳥蛇樣組合圖案”試析》，《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

［4］朱乃誠：《良渚的蛇紋陶片和陶寺的彩繪龍盤——兼論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質》，《東南文化》1998年第2期。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

［6］方向明：《神人獸面的真相》，杭州出版社，2013年，相關討論見85~86頁。

［7］梁麗君：《紋飾的秘密》，杭州出版社，2013年，相關討論見184~190頁。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廟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

［9］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考古精粹》，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圖版154。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19頁。

［11］李新偉：《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對鳥”主題》，《中原文物》2021年第5期。

［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鳳舞瀟湘：桂陽千家坪出土陶器》，故宮出版社，2020年。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87年第6期。

［14］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15］鄧淑蘋：《由“假”到“真”的艱辛漫長路》，《故宮文物月刊》2001年第217期。

［16］李新偉：《紅山文化玉器內涵的新認識》，《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

［17］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18］李新偉：《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魚鳥組合影象》，《考古》2021年第8期。

［1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科學出版社，1959年。

［20］北京大學考古系：《華縣泉護村》，科學出版社，2003年。

［21］李新偉：《“西陰紋”的解讀》，《文物世界》2021年第2期。

［22］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南殿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3］錢志強：《新石器時代仰韶彩陶中的鳥紋》，《西北美術》1984年第2期。

［24］ 同［16］。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鹽縣博物館：《浙江海鹽縣龍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7］陳萬里主編：《潮起東南：河姆渡文化圖錄》，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年。

［28］ 方向明：《良渚玉器線繪》，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

［29］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

［30］李新偉：《裂變、撞擊和熔合——蘇秉琦文明起源三種形式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作者：李新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