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智生活｜除了分析戰爭可能帶給各方的利益之外，我們還應該思考什麼？

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發動的戰爭越演越烈，甚至升級為核威懾。這場戰爭牽動了中西方各國人民的心，這不僅關涉烏克蘭人的命運，俄羅斯人的命運，也關涉到全人類的命運。此時此刻，我們不由自主地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正義與非正義、人類理性與非理性、民族與國家……阿馬蒂亞·森在《正義的理念》中的“現實、後果與主體性”一章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加深思考，很多問題的答案不是非黑即白，但有些紅線是不能跨越的。——小編

在古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中一個有趣的對話。這個對話發生在拘羅屍陀羅戰役前夕的阿朱那和克利須那之間。阿朱那是史詩中的戰鬥英雄，克利須那是他的朋友和軍師，而拘羅屍陀羅是一個距德里不遠的地方。這個對話大體上是關於人類的義務，具體而言是阿朱那的義務。在對話中，阿朱那和克利須那的觀點大相徑庭。本章就從研究他們對話中所涉及的問題開始。

拘羅屍陀羅戰役是在般度族和俱盧族之間進行的。般度族是正宗的王族，由堅戰王（即阿朱那的大哥和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所領導，俱盧族則是他們的親族，篡奪了王位。在這場史詩般的戰役中，印度北方、西方和東方各個王國的絕大部分王室家族都加入了其中的一方，雙方的作戰軍隊也大都由體格健壯的戰士所組成。阿朱那是般度族，即正義一方偉大且不可戰勝的勇士。克利須那是阿朱那的御夫，也是神的化身。

阿朱那與克利須那之間的辯論，豐富了史詩的傳說色彩，而且千百年來催生了許多對道德與政治的思考。史詩中對話所在的部分稱為“薄伽梵歌”，或簡稱為“梵歌”。它不僅以辯辭本身的力量打動了許多普通讀者，還吸引了許多宗教和哲學人士的關注。

阿朱那與克利須那看到了雙方的軍隊，並思考即將開始的大規模戰鬥。對於是否應該參加戰鬥，阿朱那表示了深深的懷疑。

他深信他們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這是正義的戰爭，以般度族的實力（也包括阿朱那自身的戰鬥技能與智慧才幹），他們最終必定會贏得這場戰鬥。但阿朱那看到，戰鬥會帶來大量的傷亡。

他自己將親手殺死許多人，而且絕大多數參加戰鬥並可能犧牲的人除了同意（通常是由於親戚或其他關係）支援某一方外，並沒有做任何其他應受譴責的事情，阿朱那對此深感不安。如果不考慮他自己在這場即將到來的血腥屠殺中所要扮演的角色，阿朱那的不安一部分源於這片土地上即將發生的悲劇，或者可以稱之為災難，另一部分則來自他對於自己將要殺戮那些與自己具有親密關係、自己也懷有感情的人的責任。因此，在阿朱那對於自己不想戰鬥的辯解中，既有其所處位置的因素，也有超越這種位置的因素。

阿朱那告訴克利須那他真的不應該去戰鬥和殺戮，也許他們應該讓非正義的俱盧族去統治他們篡奪的王國，因為這可能是兩種罪惡中比較輕的那一種。克利須那對此表示反對，他的理由主要是，

應將完成自己的責任置於優先位置，而無論其後果如何

。這在印度宗教和哲學中被不斷地予以討論。的確，隨著克利須那逐漸從一個高貴的般度族擁護者轉變為神的化身，《梵歌》也成為一個具有神學意義的重要文獻。

克利須那認為，無論發生什麼，阿朱那都必須完成他的義務，在這裡他有戰鬥的義務，而無論其結果如何。

這是一個正當的理由。作為一名戰士和軍隊需要的一位將軍，他不能逃避自己的義務。克利須那高調的道義論，包括他圍繞義務和認為與後果無關的推理，對其後千年以來的道德辯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認為，這是向純理性力量的致禮。即使是非暴力運動的倡導者莫罕達斯·甘地，也感到被克利須那關於完成自己的義務而不惜計較後果的言辭所打動（他經常從《梵歌》中引用克利須那所說的話），儘管阿朱那在這裡的義務是去參加武裝戰爭而不是去避免殺死他人，當然這個理由一般是不會打動甘地的。

克利須那的道德立場得到世界上許多哲學與文學評論家的高度讚賞；對於《梵歌》——具體而言，對於克利須那的仰慕——已成為部分歐洲思想文化中一個不斷出現的現象。19世紀早期，威廉·馮·洪堡將《梵歌》高度讚譽為“在所有現存語言中最美麗，也可能是唯一真正的哲學頌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引用洪堡的話，並指出“每個思想和哲學的流派……都用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梵歌）” 。 克里斯托弗·艾舍伍德將《梵歌》譯成了英文。艾略特詮釋了克利須那的推理，並將其主要的意思以警句的形式濃縮在詩句中：

“不必考慮行動的後果。向前行進吧。不是永別，而是揚帆前行，航海的旅人們。”

·阿朱那的理由·

隨著辯論的進行，阿朱那和克利須那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這可以看作一方持有與後果無關的道義論，和另一方關注後果的評價方式之間的經典對決。阿朱那最終作出了讓步，但這卻是在克利須那展示其超自然神性，用以支援自己的言論之後。

但阿朱那真的錯了嗎？我們為什麼只想“向前行進”而不想“永別”呢？

為正義的原因而不計後果的信念，就可以凌駕於不想去殺人，包括去殺那些自己懷有感情的人的想法之上嗎？

這並不是說阿朱那拒絕戰鬥就一定是對的（除了克利須那關注的理由之外，還有許多理由可以反對阿朱那在戰鬥面前退縮），而是說有許多東西需要權衡，不能僅僅因為不計後果去戰鬥的義務就摒棄阿朱那基於生命的考量。

的確，這是兩種重要立場之間的對立，對每一方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辯護。正如我們在史詩中看到的，拘羅屍陀羅戰役將改變人們的生活。因此關於應該做什麼的決策必須有一個全面和批判性的評估，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將除阿朱那的戰鬥義務之外所有的關注都予以摒棄，而無論發生什麼，這是不計後果的舉措。儘管作為一個宗教文獻，《梵歌》被視為堅定地站在克利須那這邊，但這場對話只是一個宏大故事中的片段，史詩《梵歌》給了雙方很大的空間去進行他們各自的說理。的確，史詩《梵歌》很大程度上是以悲劇告終的，留下了對於死亡和屠戮的悲嘆，而且伴隨著正義緣由勝利的是悲痛和哀傷。在這裡不難看到阿朱那深刻懷疑的道理所在。

奧本海默

當奧本海默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美國研究團隊開發出原子彈的科學家，於1945年7月16日目睹了人類設計的第一次核爆炸的驚人威力後，頗有感觸地引用了《梵歌》中克利須那的話：

“我變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就像克利須那告誡勇士阿朱那，後者肩負為正義而戰鬥的義務一樣，奧本海默這位物理學家，當時也找到了他為正義的一方竭盡所能開發核武器的理由。後來，奧本海默對於他為原子彈研發所作的貢獻產生了質疑，並以過來人的眼光對當年的情況進行了重新的思考：

“當你看到某些東西在技術上有甜頭時，會毫不猶豫地去做，而只有在取得了技術上的成功後，你才會去為你所做的進行辯護。

”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儘管奧本海默引用了克利須那的話，而且他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正義性的信念與克利須那對於阿朱那使命的觀點十分近似，但是克利須那與奧本海默採取的立場不盡相同。克利須那喚起阿朱那作為勇士有義務去為正義的事業而戰鬥，奧本海默則用更含糊的理由來做一些“技術上有甜頭”的事情。技術上的甜頭是可能與成功地完成科學家的義務相聯絡的，但是與克利須那對阿朱那更直接的告誡相比，這裡的表述含混不清。

感謝埃裡克·凱利對這一問題具有啟發性的討論。 儘管存在這種“向前行進”的慾望，但對於奧本海默而言，也有充分的理由去對阿朱那的關注加以思考（而不是隻為克利須那的話感到振奮）：

善怎麼會源於如此這般的殺戮？為什麼我應該僅僅完成物理學家的義務，而忽視所有其他的後果，包括我自己的行動可能會帶來的痛苦與死亡？

根據奧本海默和波爾的故事改編的話劇

正如我在之前的一本書《慣於爭鳴的印度人》（2005）中提到的，當我還是一名高中生時，曾經問自己的梵文老師，是否可以說神聖的克利須那僥倖採用了一種不完整和不令人信服的說辭來告誡阿朱那。老師回答道：“或許你可以這麼說，但是你必須以充分的尊重來這麼說。”許多年以後，我選擇為阿朱那的位置進行辯護，提出——

希望帶著充分的尊重

——為什麼克利須那所信奉的不計後果的道義論真的相當不令人信服 。

當我們從這裡出發去認識正義的要求時，有必要對阿朱那的推理中三種迥然不同卻又相互聯絡的元素加以區分。在由《梵歌》引發的大量著述中，這三種元素經常被混在一起，但又互不相同，而每一種都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阿朱那推理的核心是，他信奉世界上發生的事件在我們的道德與政治思考中佔有重要和顯著的位置。一個人不能對實際發生的事情熟視無睹，堅持自己不計後果的正義，而完全忽視會出現的情狀。阿朱那主張的這一部分，可稱為“現實世界的相關性”，得到了他所注意到的現實世界一個具體部分的印證：人的生命與死亡。無論我們的注意力如何受到其他觀點和說辭的影響，如出於正確行為的嚴格約束，或是為了維護某個王朝或者王國的榮譽（或者如在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所發生的那樣，為了“國家”的勝利），這裡存在一個一般意義上對於生命重要性的關懷。

就引言部分所討論的正義與正理而言，阿朱那的理由肯定偏向正理一邊，而不是自己作為軍事領袖，將進行正義戰鬥的義務置於優先地位的這種正義。這種理由對於我們所說的“社會現實”是極為重要的。在《梵歌》裡的辯論中，克利須那主要關注的是完成某人義務的基本正義，而阿朱那不僅質疑正義（為什麼我應該殺這麼多人，即使這似乎是我的義務？），也問到戰爭會導致的社會正理（透過濫殺能夠建立一個公正的世界嗎？）。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雖然在閱讀《梵歌》裡的辯論時，絕大部分的注意力被吸引到

關於義務與後果的討論上

，但除此之外（以及與此相關的道義論與後果主義的對立），還有其他重要的問題也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出現在這場辯論中，而這些不能被忽略。 在這個框架中，在阿朱那的推理中隨處可見的一個具體理由是，

在這種道德與政治評價中，我們不能忽視發生在具體人類生命上的事情。阿朱那認識的這一部分，我稱之為“人類生命的意義”。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個人責任。阿朱那認為，

如果一個人的決定產生了嚴重後果，那麼這個人必須為他自己的選擇所產生的結果承擔個人責任。

責任的問題是阿朱那與克利須那辯論的核心，儘管兩人對於如何看待阿朱那所說的責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阿朱那認為，在決定一個人應該做什麼時，

需要考慮其選擇與行為的後果

。克利須那則堅持，一個人必須完成自己的義務而無論發生什麼，對義務的規定無須考察其行為的後果。

在政治與道德哲學中，有大量的研究是關於後果評價和基於義務的推理的。這當然也是克利須那極端形式的道義論與阿朱那對於後果的謹慎考量之間的區別之一。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也是經常被漏掉的一點是，阿朱那並不是否認個人責任重要。

他不僅關注好的結果，而且也關注誰去做什麼，具體而言也就是他自己要做什麼，在這裡即指殺戮。

因此在阿朱那的推理中，除了對人的生命的關注外，他自己的主體性與對後果的責任也都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阿朱那並不是一味地關注後果，而不考慮主體的責任。

第三，阿朱那也注意到屠殺的物件，尤其對要屠殺那些他懷有感情的人們，包括他的親人而感到不安。儘管殺戮的本身，尤其是鑑於戰爭的規模，已使他心懷忐忑，但是對自己將要屠殺那些對他尤其重要的人，他的感受還是不一樣的。在這種心情背後，是阿朱那注意到自己與他人在某個具體行為中的關係。這顯然是一種基於位置的關注，可以使人認識到對於他人，如自己的孩子，或自己養大的孩子的特殊責任（第7章“位置、相關性和幻象”對此已有討論）。然而在某些道德背景下，我們可以正確地將與家庭關係和個人感情相聯絡的關係型義務，以及與主體性相關的關注予以排除，例如在官員制定社會政策時。但是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道德與政治哲學，包括正義理論中，在對個人責任及其重要性進行思考時，考慮到這些因素。

史詩當然沒有將阿朱那描繪成一個哲學家，而從他在《梵歌》中的表述中也看不到他對自己所關切的事物進行任何精心的辯護。然而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些不同的關切都在阿朱那對於結論的闡述中得到了清楚的體現，從而對他的觀點，即自己從戰鬥中退出也許是正確的，構成了支援。在追求正理這一意義上的正義內容時，除了阿朱那基本的人道主義同情外，所有上述的三個方面顯然都具有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