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古代哲學史也是現代哲學？

2019年11月8日下午，由上海社聯主辦，上海儒學會承辦的2019年度學會學術活動之“馮契與中國現代哲學知識體系的更新”在著名翻譯家傅雷的家鄉，周浦美術館舉辦。主講人是來自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的蔡志棟副教授。傅雷研究專家、上海藝術研究所郭奕華女士主持了講座。

本次學術講座討論主要分為三部分展開。第一部分主要是概念澄清。蔡志棟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中國話語體系、中國知識體系、中國哲學知識體系、中國現代哲學知識體系。蔡志棟透過默會知識的維度預設了中國知識體系，從而是中國哲學知識體系的存在。當把中國古代的思想界定為“哲學”的時候，已經用現代哲學的知識體系去規範它。中國古代哲學史本質上是中國現代哲學，是用中國現代哲學知識體系裁割中國古代的材料的結果。

接下來，蔡老師丟擲一個問題：馮契先生的兩部哲學史可以認定為是哲學知識，基本上不會有人反駁；但是為什麼說他的“智慧說”也是哲學知識體系？蔡老師認為，其中的緊關鍵就在於區分什麼是“智慧”和“智慧說”。“智慧”是對性與天道的基本原理的洞察，是跟理想人格、與價值有關的；但“智慧說”是包括價值論的，本質上是哲學知識。

為什麼判定今日的哲學其實是知識？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可以從現代高校的哲學二級學科分類來說明。蔡老師認為哲學二級學科可以分為本體論、知識論、政治哲學、倫理學（包含道德哲學）、美學等。倫理學、道德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價值論。價值論是學說，是需要論證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知識體系，而不是信仰。蔡老師認為今日哲學就是一個知識體系。現代哲學不斷的書寫中國哲學史，表明其不斷知識化的歷程。

學術講座的第二部分主要圍繞討論中國現代哲學知識體系的例證而展開。蔡志棟認為，胡適雖然沒有寫出完整的中國哲學史，但是他以實用主義研究方法來規範中國古代的材料，從而形成他的現代哲學知識體系。馮友蘭寫出了三部中國哲學史，創造了他的現代哲學知識體系。郭沫若、“侯外廬學派”以及張岱年都有哲學史類著作。一旦形成學術史，就是努力在進行知識化。同時，他們都構成了馮契之前或者同時的現代哲學知識體系的型別。

學術講座的第三部分主要討論了馮契所創造的哲學知識體系的特點。

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更新現代哲學知識體系？以往的哲學史寫作也即現代哲學創造中存在一些問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在研究方法上創造，卻沒有寫完整，而且沒有獨創的哲學。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創造了“新理學”理論，但是缺少對實踐的闡發，為馮契所不滿。張岱年寫的“天人五論”雖然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但卻過於簡單。郭沫若、侯外廬學派的認知是很明確的，但是沒有形成自己的哲學體系。馮契的“智慧說”是一個完整的哲學知識體系，他的哲學史與哲學理論正是立足於前人的基礎上，在德行培養上強調自覺、自願，在哲學史寫作上使用邏輯發展法，從而推動了現代哲學知識體系的更新。

（作者：李豔，洪月，霍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