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滅夏這麼大功績，為何甲骨文沒記載？考古揭示夏朝本不叫夏
商湯滅夏，是所有傳世文獻中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不僅如此，經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也完全證實在商朝之前，的確存在一個文化面貌不同於商文化的青銅文明政權，這就是以崇山南北為中心的二里頭遺址。
按照史書記載的脈絡，商之前的朝代叫做夏（或夏朝），既然考古已經發現了二里頭，那麼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個有著廣域王權特徵的政權就是夏朝。
但問題在於，二里頭考古數十年來並沒有發現自證文字，所有關於“商朝前的朝代叫夏”的說法，最早都來自於周朝。這也是考古工作者仍以“二里頭”而非“夏都斟鄩”稱呼它的原因。
自稱和他稱，區別在哪呢？
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三國是魏、蜀、吳，但其實三國時期是沒有“蜀”這個國家的，當時正統的叫法是漢，只是西晉建立後，《三國志》作者陳壽出於正統需要，用“蜀”這個郡名來貶稱劉備所建立的大漢，唯有如此，才能表明魏承襲自漢（東漢），而晉又承襲自魏的合法性。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周人稱呼商朝既有“商”這個叫法，也有根據都城所在的殷而稱其為“殷（衣）”的叫法，這就會給後世造成錯覺，認為盤庚遷殷以後，商朝的國號是“殷商”共用，但實際上，商朝人只會自稱商，而不會自稱殷或殷商。
所以，商朝之前存在一個朝代，但這個朝代到底叫什麼，目前還沒有100%的證據確信它一定叫夏。
那麼作為繼任者的商朝，總應該知道被自己取而代之的朝代到底應該叫什麼吧？
《尚書》曾提到“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這說明商朝是官修史書的，可惜目前還沒有發現。不過，由於商朝有著濃郁的占卜和祭祀傳統，所以，幸運的是另一套記錄系統—甲骨卜辭流傳了下來。
從1899年甲骨文被首次發現到如今，已出土和收集的甲骨片約15—16萬片，約4500字，內容涵蓋商王世系、祭祀、戰爭、農業、手工業、漁獵、教育、周邊方國等內容。
但奇怪的是，甲骨文中卻並沒有提到過夏朝。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中是有“夏”這個字的，但字義卻和政權、方國、甚至族群無關，意指人在烈日之下。
那麼為什麼甲骨文不記載夏朝呢？
目前的解釋大概有三種：第一種認為甲骨文目前只釋讀出1000多個，還有很大一部分沒有破譯；第二種解釋認為甲骨文只是商王占卜和祭祀用的，並不是記錄歷史事件的史書，沒有提到夏朝很正常；第三種解釋認為殷墟甲骨文是盤庚遷殷以後殷商中晚期的載體，距離夏朝滅亡已經過去數百年，完全沒有必要時時提到一個已經消亡很久的政權。
甲骨卜辭雖然只是一種祭祀文字，但我們要知道，商朝人是極度崇拜祖先甚至將祖先奉為神靈的群體，所以甲骨卜辭中會屢屢出現成湯和伊尹等先君重臣名號。
也正因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幾乎記錄了所有的商王名諱，並且與《史記》等傳世史書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從而從考古學角度印證了殷商王朝的存在，徹底否定了疑古派所謂“商朝是虛構出來”的言論。
不僅如此，甲骨文中對商王朝開國君主湯的稱謂有：成、湯、唐、大乙、天乙多種，而且祭祀規格頗高，這說明，即使是到了商朝中晚期，對於遠祖湯依然有著頻繁的祭祀。
讓人疑惑的是，甲骨文中只能看出有個叫湯的商王地位極高，但至於他具體做了什麼，卻沒有記錄。按照史書記載，商湯是推動商從邦國向王朝變革的關鍵人物，與上甲、主癸這些先君相比，商湯的最大功績顯然是滅掉夏朝。
既然如此，那為何甲骨文裡體現不出來任何的湯滅夏的記錄呢？難道真的是上文提到的三種解釋，甲骨文只是占卜和祭祀用的，沒有必要提到與夏朝和夏人有關的任何記錄嗎？
顯然並非如此，因為在陝西岐山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甲骨卜辭中，除了周的事蹟外，還提到了湯、太甲、文丁等商朝君主的名號，而且在述及商王時，皆稱“衣（殷）王”、“商王”，這不僅說明周原甲骨的確是出自周人之手，而且也表明本朝卜辭中提到前朝的事蹟十分正常。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剛才的疑問，為什麼甲骨文裡沒有提到夏朝呢？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揭開了謎團。
首先是出土的春秋青銅器《叔夷鍾》上發現了下面這樣一段記載：“
隙成唐，又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刪伐夏司，敗厥靈師，以少臣惟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
。”更早的《詩經·商頌》則說：“
昔有成湯……曰商是常……天命多闢，設都於禹之績
”。
這說明，雖然西周以後對商朝前面的朝代稱“夏”，但這個叫法並不固定，也常會用“禹”來指代這個政權。換言之，“夏”可能真的只是周人的叫法，在此之前，對“夏朝”的叫法有多種。
其次是甲骨文的印證。甲骨文中曾頻繁記錄殷商中晚期的歷代君主在祭祀一個叫“西邑”的地方，但甲骨文中卻沒有出現“東邑”“南邑”，結合上下文可知，“西邑”與此時的商朝並無任何往來，但卻被商王奉為神靈，擔心它作祟為害。
顯然，西邑恐怕絕非是一個單純的地名，而是有著指代祖先神靈的意思。此後，清華大學收錄了一批出土的戰國竹簡，經釋讀發現記載伊尹事蹟的《尹誥》《尹至》篇中有如下記載：“
尹念天之敗西邑夏
”，“
湯往徵弗附……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
“夏”和“西邑”的相關聯表明，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區別在於，商朝的稱呼是“西邑”，而戰國時加入了“夏”字，改稱“西邑夏”。
這種叫法並非孤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山西陶寺遺址曾出土朱書扁壺，上寫“文邑”二字。
事實上，考古發掘顯示，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也就是相當於夏朝中晚期，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即禹、啟為首的夏朝中前期階段的200年左右時間裡，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各類群體間互不統屬，戰亂頻仍，考古學上看不到此時存在一個跨地域文化傳播的廣域政權。
這意味著，夏朝作為新石器時代向國家文明過渡的承前啟後式政權，仍然帶有濃郁的氏族邦國遺存，它的禮制、政權建設甚至標準的國號稱謂，都需要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和完善。
所以，夏朝這個稱謂其實是自周朝才有的，夏朝人的自稱並非夏，而更可能是“大邑”、“文邑”或“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