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土地的關係像一棵草回到土壤,像失聲的雨水攀附著雲

本文標題《拾“遺”》

我在三月寫下第一個字,算作這次出發的開始,但我的人生走過了29年,早在途中。

笨笨留在家裡,這隻一出生就搬到我家的小狗,從懼怕一切生物到膽識超群,用了三年時間。它熟悉我生活中的一切,而且偏愛書本,逢書便咬,現在儼然是一條文化狗了。我喜歡它的天真和躍躍欲試,如果可以,我打算把一些未竟的事交給它打理。

後來它返回農村,我返回西安。這座滿是符號的古城,因為生生不息,永遠解讀不盡。我遊蕩,在雁鳴湖茶莊消磨整個下午,在大興善寺門口的書攤隨意買幾本書,在萬樹華燈的西市街走走停停,在地鐵站的出口突然不知去向。

寂寞是躲不掉的,就像大醉後初醒、流浪者果腹、下樓梯踩空,它闖入我內心的迷宮,不免留下痕跡,吱呀作響。如果我正在記錄些什麼,它無疑是我的記錄者。

文化與土地的關係像一棵草回到土壤,像失聲的雨水攀附著雲

三次去周至,都是春雨潺潺。

中國臺灣現代派詩人紀弦的祖籍就在周至,我要見的人,就是紀弦的孫女、非物質文化遺產周至剪紙代表性傳承人路曉春。

如果給文化名狀,我想它應該是一座橋,既是路的延伸,又自成風景。不經過橋,難以逾越峽谷河流,經過了,才知趟過了礁石和險灘。路曉春從小生長在周至有名的教育世家、人文世家、書畫世家。2008年,路翰林故居被陝西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五批省文物保護單位。家族文化的滋潤,讓她比同齡人更知書達理。她的祖母葛雁將剪紙藝術傳授給她的母親蒲玉花,路曉春在她們的影響下,從小就喜歡上了剪紙。路曉春父輩給她起名“曉春”二字,除了打破她這一代用單字起名的藩籬,也寄望於她重新喚醒“路氏剪紙”的生機。

“路氏剪紙”,事實上就是周至剪紙。

路曉春在家裡給我們做飯吃。我那天尤其想吃韭菜盒子,是因為剛穿過集市,看見路旁綠油油的韭菜,就想到它被包裹在熱氣中的樣子,有外婆的味道。接近十天的連續拍攝,我在寫作者、編導、攝像的不同身份中穿梭,體驗著從“蘇導”“蘇師”變成“小蘇”的酣暢。路曉春帶著我們遊遍了周至,包括白居易寫下《長恨歌》的仙遊寺。可以看到,周至的山山水水,都映在了路曉春一筆一畫的剪紙裡。

周至縣被稱為“戲窩子”。戲劇對路曉春的影響頗深。她說:“秦腔對我的剪紙幫助很大,因為我要不懂戲不會唱戲的話,就抓不住戲劇人物的神和形。”《三孃教子》的王春娥、《秦香蓮告狀》的秦香蓮,《花亭相會》的張梅英、高文舉,路曉春都能扮演,她登臺經驗豐富,算是周至一帶的“名角”了。

周至剪紙中的戲文窗花就如同在家裡搭起了戲臺。《陝西剪紙西安卷》對“戲文剪紙”作了闡述:所謂“戲文剪紙”,就是把每一本戲裡最精華、最經典片段中的核心故事和人物形象提煉出來,透過畫工和民間剪紙藝人的再創造而創作的一種窗花樣式,多是過年時張貼在窗上或是燈綵和走馬燈上。

路曉春的剪紙吸收了祖母的精細絕妙和母親的貼近生活,把原來的單色剪紙全部進行了染色,同時把零散的戲劇人物剪紙組合成套,如今成組的戲劇人物有180餘套。

然而路曉春的一生跌跌撞撞,並不平順。在周至縣終南鎮中心衛生院工作期間,路曉春結識了同為醫生的丈夫王治斌。1997年,他們的兒子王璐八歲,王治斌患上高血壓腦溢血導致癱瘓,意識不清,生活無法自理。當時的醫院也倒閉了,全家沒有收入。於是路曉春自己辦起了診所,一邊看病,一邊照顧丈夫和孩子。重壓之下的路曉春只能不斷在剪紙和戲劇中找到慰藉,好像剪刀下的人物可以說話,扮演的角色富有靈魂。幾年後,王治斌因病去世了,路曉春一生再未嫁人。

“守住清寒,絕藝相傳”。2016年,路曉春被評為陝西省周至剪紙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慕名而來的人向路曉春學習剪紙技藝,她來者不拒。她的兒媳安展因此也愛上了剪紙,成為她的徒弟。

最後一天,我們和路曉春、陝西省文物專家劉合心一起去往樓觀臺,拾級而上,老子講經臺映在霞光裡。兜售鮮菜和玫瑰花的老人在一側歇息。往下看,周至盡在眼底,我突然想到法國詩人保爾·瓦雷裡的詩作《海濱墓園》,其中有一句:大海永遠在重新開始。

是的,每一天都應該是嶄新的。

文化與土地的關係像一棵草回到土壤,像失聲的雨水攀附著雲

最早聽到同朝皮影戲的碗碗腔,是在《白鹿原》電影裡。王進法在其中演唱了《桃園借水》,燈火掩映之下,碗碗腔的呈現給人以震撼。

張藝謀導演的《對話•寓言2047》全球精英奉獻演出,王進法也在其列。現在,80歲的王進法仍在舞臺上傾力演出。

在此之前,我從未去過大荔縣。

我提議在大荔縣韋林鎮演出一場同朝皮影戲。王進法邀請了他的老友,搬卸箱子,搭建舞臺,佈置場地。王進法是他們的班主,司職為前首。他懷抱月琴,兼打手鑼,是整場演出的靈魂人物。同朝皮影戲的全本時長几乎都有四五個小時,生旦淨醜,王進法一人分飾多角。其餘幾個分別稱為“籤手”、“上檔”、“下檔”、“後槽”。

這些平均年齡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作為皮影戲的擁躉,身體力行守護著皮影文化的涓流。

中國是皮影戲的故鄉。近代史學家顧頡剛在《中國影戲略史及其現狀》中提到:“中國影戲之發源地為陝西,自周秦兩漢以至隋唐當皆以其地為最盛。”同朝皮影戲因其獨特的舞臺美術、表演藝術和優美的音樂藝術曾被譽為“官庭音樂”。

王進法15歲拜梁佔鰲為師,學習碗碗腔和月琴演奏,從此和同朝皮影戲結伴一生。80年代初,他正式投拜在同朝皮影世家李家班第三代傳人李存才先生門下,進修深造。李家三代即韋林鎮的李核桃、李義瑞、李存才,到王進法是第四代。

王進法是位可愛的老人。他性子急,走著走著就小跑起來,似乎擔心時間跑在他的前面。他的徒弟王全倉說起師傅,除了感恩就是提醒他注意身體,畢竟已耄耋之年。

一起吃飯,王進法點了紅燒肉。菜端上來以後發現是乾煸紅燒肉。王進法叫來服務員:“紅燒肉就紅燒肉,為什麼要乾煸?”服務員說自己家只有乾煸紅燒肉。王進法說:“好,乾煸就乾煸,一盤肉58塊錢,你數一數,有幾塊?”他邊說邊數,小小的肉塊不到十塊。

這場官司在服務員僵硬的微笑裡收了場,王進法並沒有獲勝,我們還是如數付了錢。但王進法說:“錢我們照付,話還是得說。”

現在王進法和老伴一直生活在韋林鎮西寨村,兒女屢次接他去西安住,他都不願。只有在這裡,只有在皮影戲迷離的光影和聲腔裡,王進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文化與土地的關係像一棵草回到土壤,像失聲的雨水攀附著雲

一盞燈,一雙手,無言的房間有一種深於歲月的安靜。這是陝西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長安泥塑代表性傳承人苗春生創作生涯裡尋常的一天。

泥巴在苗春生手裡被賦予了生命和意義,或是叼著旱菸棉褲臃腫的老者、或是陰涼裡避暑的鄉黨、或是漫不經心放牛的少年娃、或是平躺在麥垛上養神的漢子……形形色色的人物彷彿星星點點,組合在一起,便構成了一個故事。

比如他和徒弟胡振波合作完成的大型作品《集日古鎮》,長7米、寬1。25米。俯瞰關中集市,城門樓將整個作品一分為二,城裡城外人影幢幢,一派熱鬧。這組作品微縮還原了往日關中集鎮過年趕集的真實場景,被譽為關中版的《清明上河圖》。

這樣的關中古鎮已然成為記憶,很多街巷和門面也不復存在。苗春生的作品主要聚焦“關中風情”,正是希望透過泥塑的表達方式留住鄉愁。

在關中農村長大的苗春生,從小就有敏銳的觀察力。胡振波和我聊天時說:“師傅讓我去看別人下棋,回來後,他讓我描述下棋的場景,我說下棋的人在幹什麼,看棋的人在幹什麼,師傅卻不滿意。後來師傅告訴我,你應該首先觀察在場有多少人。”

我說:“靈感的獲得是一件有趣的事。”

1978,苗春生拜西安美院民間泥塑老師劉學良為師,是長安泥塑第三代傳承人。1990年,苗春生開了一個養豬場。除了養豬,他每天深居簡出,和泥塑為伴,一過就是十年。這十年光景也是苗春生創作生涯裡最為重要的十年。當他看著自己的作品,彷彿找到了那片失而復得的花園。這時候的他也變換風格,由原來表現古典人物和神仙佛像,逐漸定格為“關中風情”。

多年來,苗春生創作了五六萬個泥塑人物,他的代表作有“陝西八大怪”“七十二行”“趕集”“關中記憶”等,蘊含著獨特的關中文化底蘊和泥塑藝術的魅力。

泥塑固然是靜止的,但當它們置身不同的場景,凝結而成的,卻是流動的記憶。苗春生徜徉在這樣的記憶裡,喚醒了迷濛的一切。

於是萌芽,吐蕾,萬物生長。

和李誠在立交橋上散步,他念咒,我附和,他講故事,我靜聽。

他說起十年前的西安。往事倏忽而去,之所以惦念,無非是那城、那鄉、那村、那人因為故鄉的屬性,被署上姓名,貼上標籤,有了無法拒絕的親近之感。

月光像貓眼凝視,在明暗之間,我始終都在想,文化與土地的關係不正是如此麼?像一棵草回到土壤,像失聲的雨水攀附著雲。

作者簡介:蘇桓稼,1992年生於寧夏,作家、詩人、導演。寧夏作家協會會員,銀川詩歌學會理事。先後任職於香港文匯報、寧夏電視臺、寧夏賀蘭電視臺、新商務週刊等媒體,編導電視節目、電視問政、宣傳片、紀錄片等近百部。現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