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品琺琅器的海外傳播之路
近代博覽會中的中國琺琅器
清代雙鳳紋掐絲琺琅盤 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元代由阿拉伯地區傳入我國的琺琅器，歷經元、明、清三代的工藝發展，衍生出掐絲琺琅（景泰藍）、鏨胎琺琅、畫琺琅（琺琅彩）等金屬工藝品種，逐漸成為今日全球盛名的中國工藝品之一。
在琺琅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1840年至1949年是其從皇家珍玩轉向民間工藝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琺琅器不僅從宮廷擴散至民間，更走向了海外。
1915年首屆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展區中國景泰藍及屏風
筆者透過對中外檔案文獻的考證，發現中國琺琅器的海外傳播之路是由各類博覽會、賽會、展會主導的。基於此，筆者試圖完整梳理中國琺琅器參加博覽會的歷史，並根據相關特徵將其分為“珍奇出洋”與“出口佳品”兩個不同階段，由此勾勒出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琺琅器的藝術市場史。
珍奇出洋——19世紀博覽會中的琺琅器
學者馬敏認為，近代博覽會有三項基本含義：其一是展覽觀摩，其二是獎勵比賽，其三是推廣銷路。概括而言，它是品類複雜的展覽會、勸業會、勸工會、工藝會、農產會、漁業會、博覽會等的統稱。
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歷史從1851年英國倫敦第一次世界博覽會開始。徐榮村帶著他的“榮記湖絲”參加倫敦世博會，並獲得金獎。在這之後，大量的中國藝術品、手工業品、工業品、農產品漂洋過海參加各類海外展會，以求推廣銷路。
琺琅器作為展品參加博覽會的歷史從1862年開始。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倫敦世博會上評委會關於中國參展品的評語：“中國和日本展區擁有許多歷史時期的珍惜物品……景泰藍製品、中國瓷器、印花皮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東方藝術品充滿了這一展區。”（《1862年世界博覽會評獎委員會關於36類展品的報告書》，倫敦威廉·克羅兄弟出版社，1863年）琺琅器因其獨有的藝術魅力，受到各方青睞。《1862年倫敦世博會上的工藝美術與雕塑佳作》中就刊載了列為佳作的3只景泰藍花瓶。
1867年，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上首次出現獨立的中國館，但這並非中國人建造，而是法國漢學家德里文侯爵憑藉自己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而籌設的。其中，有“布瓦修男爵、戴尼先生收藏的景泰藍和由額德古爾與波蓋先生收藏的來自圓明園藏品的首飾，這些展品均由聖德尼侯爵（即德里文）陳設於中國展館內，或置放於廣場的亭子內”。（Tome ler，Histoire du Travail，section érangére，p。241。）筆者猜測，這些法國人收藏的景泰藍很有可能來源於圓明園。
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是中國第一次由官方組織和出席的世界博覽會。但承擔組織與代表工作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以赫德為首的外籍中國海關工作人員。海關不僅承擔世博會展品的徵集工作，還負責在世博會上銷售等業務。當時，赫德要求各關稅務司在參展品的徵集中“須諮詢物主的意見，要求物主對願意在博覽會上售出的展品給出最低價格，負責展品的稅務司有權以此價或高於最低價的價格出售該展品，並把收入還給物主；若不願在博覽會上出售的，則在會畢運回中國並交還物主”。（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ⅣService Series，No．7：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1861-1875）（I），No。 13 of 1872，Hart to Commissioners，17 December，1872，Shanghai： ：187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這種雙贏模式得到普遍認可，所以徵集了大量展品。
在維也納世博會上參展的中國展品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屬於中國通商口岸貿易統計裡包含的各類樣品、標本以及來自民間的各類展品，“共有三四百箱”，按海關的編號約有5320號；其中，江海關（上海）選送了16組2029號展品，除了農業土產外，就是以“紡綢、茶壺、煙盒、景泰盒子等”為代表的傳統手工藝品 （China。 Statistical Department。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To Illustrat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roducts ［M］。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73）。這裡的“景泰盒子”是指運用掐絲琺琅技藝製作的工藝品。
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中國館櫥櫃照 （北京華辰2012年春拍）
3年後，中國第二次有組織地參加1876年的費城博覽會時，中國的展品在數量和價值上進一步提高“中國赴會之物，計七百二十箱，值銀約二十萬兩。”（［清］李圭著，環遊地球新錄［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頁）其中，琺琅器在展品中的地位提高不少，展陳於中國館顯要的位置，“各省綢緞、雕牙、玩物、銀器及貴重之品。左列武林胡觀察景泰窯器。右列粵省漆器、繡貨、鏡屏……地方雖形挨擠，而佈置有法，愈覺華美可觀。物件悉遵華式，專為手工製造，無一借力機器。”（［清］李圭著，環遊地球新錄［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頁）
1876年，李圭受赫德委派前往費城考察博覽會。在考察中，李圭發現中國展品受歡迎的程度在各國中當屬第一，物產以絲、茶、瓷器、綢貨、雕花器、景泰器為最，銅器、漆器、銀器、藤竹器次之，若玉石器幾無過問者。從中可以看出，景泰藍在當時中國工藝品中的地位卓然，且在國際範圍中也十分受歡迎。
景泰藍受歡迎的原因：一方面是掐絲琺琅這種工藝源自西方，海外人士能夠迅速理解並識別；二是在器形、紋飾上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滿足外國人對於東方文明的好奇心，所以是最受歡迎的國際藝術品。
1873年，奧地利維也納世博會純粹是由赫德的中國海關運作辦理的，中國商人很少參加。而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上，開始有一些商人敏銳地觀察到了博覽會帶來的商機，他們在會場中逐漸熟悉洋人的趣味，為下次置貨參會做好準備。
在19世紀的博覽會中，琺琅器更多是作為一種代表東方文明的珍奇異寶，以滿足西方人的獵奇心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大量圓明園琺琅器流入歐美，且大多由皇室、博物館收藏，在博物館展出的過程中，琺琅器在歐美逐漸被接受並歡迎，這為各類博覽會中出現的各類琺琅器奠定了良好的銷售基礎。
出口佳品——20世紀中外博覽會中的琺琅器
進入20世紀後，全球博覽會進入了集中迸發的大發展時期；與此同時，清政府開始實行新政，參加世界博覽會的頻率及規模與日俱增。此時，北京工藝商局已經創辦，並生產以琺琅器為主的手工藝品。琺琅器的參展也因有北京工藝商局的帶動，發展到頻頻獲獎的新高潮，進而促進了琺琅器的海外銷售。“去年（1902）赴河內賽會，景泰藍及地毯皆得頭等文憑。”
工藝商局創辦人黃思永之子黃中慧是留美學士，頗有創意“攜有藍作工人（即景泰藍工匠）十餘名在會場開工製造，西人觀其成器之難，無不嘖嘖稱賞。計凡造一器須費十六次手工、一月之久，始能告竣”。這種展覽方式在當時十分新穎，也讓西方人瞭解到景泰藍製作的複雜與困難，並愈來愈喜愛景泰藍。由於效果良好，工藝展示的形式延續到了1904年。京師工藝局在聖路易斯萬博會上展示了景泰藍的生產過程，並於《1904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品目錄》中附有詳細的景泰藍製作過程英文介紹。（［美］居蜜主編。1904年中國參加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圖錄［一］·中國參展文化交流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頁）在參加河內博覽會的同時，工藝商局還積極籌備參加1903年的大阪博覽會。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初九日，收總稅司赫德函稱：“項準工藝局督辦黃大人來函以奉屬南洋大臣張電飭，將本局製造琺琅器皿若干件由京送赴金陵驗收以便轉運大阪博覽會為比賽之用云云。茲已備妥琺琅器皿計三十四件，共裝四木箱，值價一千兩。因系官物請發給免稅執照等因，准此。”總稅務司查此項琺琅器皿系官運赴會之件，應否發給免稅執照之處理合？函請鑑核，早為示覆。俾得遵辦可也。（《準工藝局督辦來函奉南洋大臣電飭將本局琺琅器皿若干件由京赴金陵驗收轉運博覽會之用已備妥共裝四箱應否發給免稅執照請早為示覆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2-13-012-06-049，時間：1903-1-7。）
《南洋飭運工藝局器皿赴大阪賽會應準免稅由》
《準工藝局督辦來函奉南洋大臣電飭將本局琺琅器皿若干件由京赴金陵驗收轉運博覽會之用已備妥共裝四箱應否發給免稅執照請早為示覆由》
南洋大臣回覆稱：
“本部查工藝局所造器皿系屬出售之件，不得援官物免稅之例辦理，惟賽會物件向準免稅，該工藝局所運琺琅器皿既專供賽會之用自可發給免照。為此函覆臺端，既希查照辦理可也。”（《南洋飭運工藝局器皿赴大阪賽會應準免稅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2-20-001-01-016，時間：1903-01-10。）
這則檔案是對前一則檔案的回覆，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其一，據當時清政府外務部調查，工藝局製造的琺琅器皿是出售的，具有市場屬性。34件琺琅器皿價值一千兩，平均每件29。4兩。由此可見，工藝局製造的琺琅器價格還是較為高昂的。其二，稅務司對赴海外參加賽會的琺琅器皿發給免稅執照也說明當時清政府對於工藝品參加海外博覽會的支援。
北京工藝商局參加美國1904年聖路易斯博覽會是盛況空前的。“北京工藝商局赴美賽會貨品已發兩次，第一次貨價約六萬圓，第二次貨價約十萬圓。貨品以琺琅、地毯為大宗，而古玩、玉器、雕漆等物亦兼有之。”（賽會志略［J］。 東方雜誌，1904年，第3期，第51-52頁）在這次博覽會中，工藝局“專為赴美賽會定做景泰藍獅、象各一對，尺寸與真獸相等，可謂獨具特色”。（《大公報》1904年1月13日）透過全球性質的博覽會，中國琺琅器的美名逐漸遠播，為日後本土琺琅器的外銷打下了堅實基礎。琺琅器作為重要展品參加博覽會的歷史持續近半個世紀，其地位在外國人士眼中已經與瓷器、絲綢、茶葉等中國傳統的大宗外銷貨物齊名，成為列居其上的重要貨物。奧地利維也納獵務會曾對中國駐奧公使表示：“中國瓷器、琺琅、茶葉、繡貨為環球所豔稱，奧國尤酷愛之，倘令華商攜貨來會，於貴國商業必有利益。”（宣統元年（1909）《農工商部勸諭參賽札文》）從這一則檔案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歐洲諸國對琺琅的喜愛還略高於茶葉與絲綢、刺繡。
博覽會這一新興事物在國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熟規範。清末新政後，各地督撫都在尋求強國富民的方式；其中，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在考察列國博覽會之後，意識到博覽會對於國家農工商務發展的重要性，先致電北京農工商部，遊說歐美各國“農工商務興盛無不由賽會而起，近來英、德、奧、法、比、意連年比賽，工藝發達程度日高。日本維新之初，政府出重資提倡國內開會，臚陳之品限以本國。近因進化甚速已預定開萬國博覽會，足見賽會一事於工藝影響最大，然苟非由中央政府實力提倡，必不能遽收成效”。（光緒三十四（1908）年四月十四日《端方致農工商部電》，端方檔案）
1908年12月，端方正式上折皇帝，奏請開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物品博覽會——南洋勸業會。之後，雖然人事更迭，張人駿接任兩江總督，仍繼續籌辦南洋勸業會，最終使其在1910年6月5日順利開幕。北京景泰藍由於在我國工藝品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佔市場份額等因素，在南洋勸業會設有專門場館。
透過在歐美、亞洲各地的博覽會宣傳，琺琅器在當時已經成為著名的中國工藝品，深得海外各界人士青睞，形成“光緒二十六年（1900）時，各國求購景泰藍”（ 北京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貿易合作類《特種手工藝基本情況》檔號：004-002-00027北京市檔案館藏，時間：1949-01-01~1949-12-31）的局面。而且其銷路也較為廣泛，主要以歐洲國家為主，如德國、法國以及俄國。
中國掐絲琺琅器物 刊於《1862年倫敦世博會上的工藝美術與雕塑佳作》
民國之後，琺琅器在1915年首屆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再次大受歡迎（圖7），市場逐漸拓展至以美國為主的美洲國家；由此，琺琅器的全球市場格局基本成型。
琺琅器參加博覽會的歷史基本上與博覽會本身的歷史相同。在晚清洋務運動、百業待興的背景下，琺琅器作為來自宮廷特種工藝，代表了最為正統的中國傳統文化，經由民間及官方的各類手工藝作坊生產後，在全世界的博覽會中展出、銷售。這直接培養了海外消費群體，並逐漸形成了海外琺琅器市場。
琺琅器在各類博覽會中的表現，是中國工藝品走向海外的一個典型代表，在近百年的參加博覽會的歷史中，以琺琅器為代表的中國特種工藝品從宮廷走向民間，成為1949年後出口創匯的重要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