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那些影響了我的外國作家們

馮驥才

引言

請馮驥才先生談幾位影響了他的外國作家。先生說，真正影響他的是“雜書”，但他還是滔滔侃侃地聊起了屠格涅夫、契訶夫、羅曼·羅蘭、巴爾扎克，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他說屠格涅夫悲劇的憂鬱的氣質也是他的氣質；契訶夫是小說家裡的列維坦，是他最喜歡的充滿藝術氣質的作家；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分別影響了他語言的節奏和他對於“現實社會”的關切、批判；馬爾克斯則是他的某種意義上的“解放者”……

馮驥才先生心中的文學，是一種使命，是一種對生活和藝術的無上追求，也是一種又苦又甜的終身勞役……聽先生談文學，有一種很經典的感受——“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好的作家到了一定的時候，他會進入一種很強烈的寫作境界，那他就一定要用最好的文字把這種境界的感覺、感受、感情“揮發”出來，“揮發”掉，這時，小說往往就有了散文的性質

孫玉芳（下稱孫）：

想聽您談談那些您喜愛的或是影響過您的外國作家，談談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寫作特質，等等，就想聽您“漫談”。

馮驥才（下稱馮）：

我年輕時喜歡的作家都是從性情出發的，不是因為他偉大或者“必讀”。中學畢業到書畫社畫畫時，我認識了一個研究戲劇史的朋友張贛生——他做過天津戲劇研究所所長，已經故去了，他極大影響了我外國文學的閱讀。他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當時在天津豫劇團做編劇，改編過《卷席筒》等很多有名的豫劇。他是個研究型的人，一直致力於寫中國服裝史。他的藏書量非常大，而且習慣按著文學史來藏。我第一次去他家，就看他的那些古代小說，他藏的非常多，包括很多禁書；外國文學更多，一片一片的，版本、譯本非常全。拿俄羅斯文學來說，從《伊戈爾遠征記》到普希金，普希金的書，比如他的短篇《別爾金小說集》，中篇《上尉的女兒》《杜波羅夫斯基》，長詩《波爾塔瓦》《青銅騎士》《巴奇薩拉的噴泉》，詩體小說《歐根·奧涅金》。《歐根·奧涅金》當時有三個譯本，一個是查良錚翻譯的，一個是呂熒翻譯的，還有甦夫翻譯的《奧尼金》。他告訴我，三個版本你都得看。

孫：

我們現在通常看的譯本是《葉甫蓋尼·奧涅金》。

馮：

那是八十年代以後的譯本了。張贛生給了我外國文學的啟蒙，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很崇敬他。普希金之後，是萊蒙托夫、果戈理，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狄康卡近鄉夜話》《密爾格拉得》……他認為滿濤翻譯的好，跟我說好在哪兒，讓我全部看過來。他給我推薦的第一本書是巴金和蕭珊翻譯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我清楚記得裡面有七篇小說，《初戀》《阿霞》《雅科夫·巴生科夫》《草原上的李爾王》等等。因為這本書，我對巴金和蕭珊有特殊的感情。那時我大概二十一歲吧，我一下子就掉進了外國文學裡，像一塊幹海綿掉進清水裡去，一下子就吸滿了。那種閱讀的渴望，常常讀書讀到半夜，讀到書從手裡掉下去，早起醒來，檯燈是亮的……

孫：

那您覺得哪幾位外國作家很深刻地影響了您？

馮：

對我寫作影響最深刻的作家有兩個，都是俄羅斯作家，一是屠格涅夫，一是契訶夫。2004年，我第一次到俄羅斯訪問的時候，我特別要求去看屠格涅夫的故居斯巴斯科耶。

孫：

您把這次尋訪寫進了《綠色的手杖》裡。

馮：

我想去尋找屠格涅夫的味道。我為什麼喜歡屠格涅夫，有兩個原因：一是屠格涅夫描寫的風景都是俄羅斯繪畫的風景，他筆下的俄羅斯大自然大部分是陰天，非常陰暗，非常雄渾；另外他的故事大多是純情的愛情故事，而且都是悲劇，他這悲劇的憂鬱的氣質是我的氣質。你看我早期的小說，都很憂鬱。

孫：

嗯，比如《雪夜來客》《船歌》《鬥寒圖》《在早春的日子裡》，等等。

馮：

我有一些散文也是這樣，像《時光》《苦夏》《空屋》……我天生對這種苦澀的東西有感觸。我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還不是因為我所處的年代——我這一代人接觸多的就是蘇俄文學啊，而是我骨子裡的這種憂鬱的氣質跟俄羅斯文學很容易融通。我有時也很喜歡美國的一些很陽剛的文學，但是真正走進我心裡的是屠格涅夫他們的作品。我受屠格涅夫影響很深，他描寫自然那麼的細膩，尤其是他的《獵人筆記》。我讀《獵人筆記》，總是隨手開啟，翻到哪頁就從哪頁看。真正好的作家，每個片斷都寫得好。托爾斯泰有一句話，大概是講契訶夫的《草原》，他說，契訶夫小說的文字不是有用的就是美的。福樓拜小說裡也滿是大段優美的散文。

孫：

福樓拜在文體方面追求“從日常語言中創造一種散文……”

馮：

好的作家到了一定的時候，他會進入一種很強烈的寫作境界，那他就一定要用最好的文字把這種境界的感覺、感受、感情“揮發”出來，“揮發”掉，這時，小說往往就有了散文的性質。《獵人筆記》有大段的文字我特別喜歡，黃昏的一點餘光、早起時的清冷氣息……充滿了作家對生活的非常獨特的感悟，對細節的發現。屠格涅夫是個充滿散文氣息的作家，他的小說沒什麼情節。

孫：

托爾斯泰說屠格涅夫，“只要他描上三筆兩筆，自然景物就會冒出芬芳。”《獵人筆記》最後的那篇《樹林和草原》就是純粹的抒情散文。

馮：

還說小說，比如《初戀》，裡面有幾個情節你能記得？你記不住，你記住的是屠格涅夫的氣息。

◎屠格涅夫的風景裡有很多列賓的感覺，而契訶夫就是列維坦

馮：

我還特別喜歡行文與屠格涅夫很不一樣的契訶夫。從畫的角度，屠格涅夫的風景裡有很多列賓的感覺，而契訶夫就是列維坦。屠格涅夫憂鬱，契訶夫傷感，是那種淡淡的哀傷。契訶夫還有一種機智，這跟我的氣質一樣。另外，契訶夫專愛寫短篇，他很少寫長的作品，《第六病室》《草原》都是中篇。

孫：

您喜歡的這幾位作家都不寫長篇。

馮：

嗯。魯迅沒寫過長篇，連中篇也沒有，《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是中篇的架子，短篇的體量。實際契訶夫的氣質，不可能寫出長篇來，但是憑著他那些短篇——他寫過多少短篇，他自己開玩笑說寫過一千個，平明出版社給他出的那套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選集》，張潔最喜歡的，二十七卷。契訶夫憑的什麼成為這麼偉大的作家？那些在有些人眼裡很瑣碎的短篇——有的才一千多字，有的幾乎就是一個故事？

孫：

您以為呢？

馮：

我覺得，他主要憑兩點，一是巨大的人性的魅力，他小說裡那種廣闊無邊的愛和悲憫；另外我喜歡契訶夫對事物細節的描寫。比如他的短篇《美人》，寫幾個馬車伕到一個村莊歇腳，有一個女孩兒瑪霞特別美，她也就十幾歲，一會兒扛著水罐兒進來一會兒又幹點什麼，始終低著頭，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女孩兒的尊嚴。她是主人的女兒還是幫工，契訶夫並沒有交代，他也沒有特別描寫女孩兒的樣貌。他寫了一個細節，說她“褲子挺長，褲腳將將地壓住腳背”，這個細節寫得特別好，有了這個細節，小說就有了一種說不出的美。那幾個馬車伕有點兒看迷了，最後他們駕車離開，唱著悲哀的歌……再比如《草原》，他寫人在草原裡走，他寫草原的荒涼，晚上冷了，月亮是淡綠色的，夜鳥無聲無息地飛過大地，有時一隻秧雞飛過來，因為順著風飛，胸脯的毛膨脹著，有一點兒威武的樣子。一陣微風吹過，有兩根小草在打架，但誰都不肯離開誰。整個草原，一歲一枯榮，到了秋天就荒涼了，年復一年，沒有人憐惜它們的美。他忽然就寫，誰為它們唱歌呢？歌手呢？歌手呢？我每次讀都深受感動。王蒙也特別喜歡契訶夫這一點，所以我說，這就是契訶夫偉大的魅力——是作家，同時又充滿了藝術的氣質。《草原》的結尾葉果魯希卡跟著舅舅到了他要寄宿的人家——遠遠看到一堵圍牆，牆很破了，中間有一道門，門右邊的牆往外歪，左邊的牆向裡歪，那門兒孤單單的，好像還沒有選擇好，它應該往哪邊歪……契訶夫把最簡單的事物寫得多有魅力，他讓一切都充滿生命的魅力。

孫：

您以前其實說過，俄羅斯作家裡和您氣質最接近的是契訶夫。

馮：

契訶夫是我特別喜歡的充滿藝術氣質的作家。在我心裡，契訶夫、列維坦、柴可夫斯基他們三個人的氣質是一致的，可能柴可夫斯基更“大”一點兒，比如他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他的那些舞劇音樂《天鵝湖》《睡美人》《胡桃夾子》……多大的體量啊，契訶夫沒有那麼大的體量，列維坦也沒有。列維坦畫裡的風景都跟契訶夫小說的風景一樣，傷感的、蕭疏的，很抒情，充滿了獨特的藝術魅力。他只有幾幅少量的主題畫作，比如《弗拉基米爾的路》，表現大批知識分子流放西伯利亞的。我感覺，列維坦的氣質跟契訶夫息息相通，很多時候，契訶夫小說裡的風景就是在描述列維坦的畫，列維坦的畫就是把契訶夫小說裡的風景呈現出來。我認為，我和契訶夫接近是因為我既是作家，又是畫家……契訶夫的那種悲憫和機智也與我相投。

孫：

你們之間的“美學距離”很近。您的一些短篇，比如《像章》《酒的魔力》，是比較機智的。

馮：

有點像——《小公務員之死》。契訶夫早年常給《蜻蜓》《花絮》《鬧鐘》等小報刊寫一些幽默諷刺的小說，後來他認識了他的伯樂——格里果羅維奇，現在莫斯科庫圖林花園街契訶夫故居的書桌上還有他的照片。格里果羅維奇當年寫信給契訶夫，讓他珍惜自己的精力和才華，為真正的藝術積蓄力量，契訶夫特別感激他。後來契訶夫去了庫頁島。

庫頁島這次旅行使他深深認識了俄羅斯民族的精神之痛與底層的苦難，促使他寫下了《庫頁島旅行記》。可以說，契訶夫在庫頁島找到了文學真正的意義。前兩年我到梅里霍沃契訶夫的故居，那地方很難找，找錯了，找到一個郵局，後來瞭解到那是契訶夫當年經常寄信的地方……梅里霍沃故居是契訶夫的妹妹瑪麗亞給保留下來的，契訶夫寫《萬尼亞舅舅》《海鷗》《第六病室》的那個尖頂木屋，在故居後花園的角落裡，都儲存下來了，很美。另外，當年契訶夫養病到南方安家時把很多生活用品分給了梅里霍沃的村民，後來有一位藝術家尤利·亞迪夫，他很崇拜契訶夫，就幫助瑪麗亞他們設法把散失的物品，那些契訶夫的人生細節，一樣樣又找到了。你到梅里霍沃去感覺就像觸控到了作家本人。

◎羅曼·羅蘭身上有三種氣質，作家、畫家，還有音樂家。他用藝術美去感受生活。他作品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語言的節奏

馮：

像契訶夫那樣，很深地影響我的還有一位作家就是羅曼·羅蘭，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我最喜歡的文學作品之一。

孫：

這是您經常大段大段背誦的一部作品。您最喜歡傅雷的譯本。

馮：

嗯，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我都喜歡傅雷的翻譯。羅曼·羅蘭的小說裡沒有什麼憂鬱的氣質，他的小說充滿了藝術的才情。羅曼·羅蘭身上有三種氣質，作家、畫家，還有音樂家。他作品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語言的節奏。他寫小克利斯朵夫每天打苦工，要用雙倍的力氣去幹活兒，賺來一點兒可憐的錢給媽媽魯意莎。勞累了一天，他最渴望的就是爬上吱吱呀呀的樓梯，到頂樓去，頂樓有一架沒有琴蓋兒的鋼琴，琴鍵七零八落，像老馬的牙齒。他把手往鋼琴上一放，琴聲響起，以往的模糊的音樂大師形象都到了眼前，貝多芬、韓德爾……然後羅曼·羅蘭忽然寫了一句窗外萊茵河的水、烏雲，這個句子是音樂的，很多毫無關聯的形象一起來了。

孫：

您上次以這個片段為例，談的是他小說裡的畫面感。

馮：

同一首曲子，聽音樂的主體的心境、環境、時間不一樣，感受就不一樣，喚起的畫面都不一樣。夏天的太陽、風雨雷鳴、閃爍的星辰、夜裡咿咿呀呀的門、親人脈管裡流動的血，這種長短交錯的句子都是音樂的節奏。羅曼·羅蘭不自覺地讓音樂的感覺進入了他的行文。羅曼·羅蘭的這種藝術美不是描寫出來的美，是你讀了以後感受到的美，或者說，他用藝術美去感受生活。比如他寫幾個女孩兒，薩皮納、葛拉齊亞、史丹芬，形象都不一樣——葛拉齊亞是個特別安靜、不出聲音的義大利女孩子；薩皮納是個充滿幻想的德國女孩兒，喜歡在她家的門檻上披著頭髮對著萊茵河水夢想……羅曼·羅蘭小說也沒有太多的情節，描寫的都是藝術家對生活的感覺。八十年代《聯合文學》採訪我，讓我給年輕人推薦一本書，我說那就多看看《約翰·克利斯朵夫》，《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用藝術情感感受生活的，如果你用藝術情感感受生活，你會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美，你會把生活中的美都挑選出來。《約翰·克利斯朵夫》煥發了我身上的藝術潛質——有的人有藝術的感悟，不見得有藝術氣質。藝術的氣質是什麼？藝術的氣質就是當它發作的時候，人就無功利了，變得很純粹，很神往，很一廂情願。

◎巴爾扎克最影響我的是他的現實主義，是他對於現實社會的關切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孫：

談談巴爾扎克吧。

馮：

我很喜歡巴爾扎克。巴爾扎克那些主要的小說，像《歐也妮·葛朗臺》《邦斯舅舅》《貝姨》《被拋棄的女人》……他的“人間喜劇”我全看過來了。巴爾扎克最影響我的是他的現實主義，是他對於現實社會的關切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巴爾扎克也很注意細節，他的細節是恩格斯所說的“細節的真實”。

孫：

“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馮：

還有巴爾扎克小說裡情節結構的力量，小說跟著人物的命運一層一層、一步一步地深入。比如《歐也妮·葛朗臺》里歐也妮跟她的堂兄弟查理分手，巴爾扎克這樣寫，歐也妮每次回房間都要經過一個小過道兒，那是她跟查理唯一一次吻過的地方，那天在院子裡開啟那封信——巴爾扎克寫得很冷峻，他先把整封信的內容放上了，這樣你讀的時候不自主地會把自己當成歐也妮，之後他就寫了一句話——船沉了，連一塊希望的薄板和一根繩索都沒留下。然後他寫歐也妮回去的時候沒再走那個過道兒。巴爾扎克寫“人間”寫得這麼客觀，這麼不動聲色，又這麼入木三分——這對我觀察和認識現實，有很大影響。

孫：

您的《啊！》這類小說很受巴爾扎克的影響。

馮：

《啊！》《感謝生活》……都是現實主義的小說，明顯受他的影響。傅雷譯本中巴爾扎克的語言表述用了很多分號，這個句子擺在那兒，跟前後句子並列呈現，內在深層的情理關聯著，大的氛圍關聯著……他還經常有哲理性的句子，這個句子經常是對某種情境下的事件、事理的一種入木三分的提煉，這就增加了現實主義小說的深刻性——這種行文對我也有影響。

孫：

您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每每篇末也有那樣一個句子。

馮：

還有我寫的那些文化遺產保護的文章。這樣的句子也是一種靈感，一種另外的思維方式，往往是理性思維產生出來的靈感。

◎我同時代的一些作家被馬爾克斯俘虜了。我認為我與他們不一樣，我的小說背後有中國文化和我自己的個性創作，我怎麼好玩兒怎麼寫，怎麼得勁兒怎麼寫，反而是馬爾克斯解放了我

馮：

八十年代讀的外國文學當然更多了，毛姆、約瑟夫·海勒、塞林格、辛格……拉美的博爾赫斯、略薩等等，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應該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但是這種影響跟之前那些作家給我的又有所不同。之前的那些作家很自然地“進入”了我的寫作，“進入”了我的血液，幾乎“進入”我的基因了，他們是我的一部分，但這不是我有意識選擇的；馬爾克斯就不一樣了，接觸馬爾克斯時我已經從事文學多年了，我接受他是有選擇、有思考的。馬爾克斯表現生活跟之前的作家都不一樣，於是我想創造一種寬泛、自由、包容性很大的形式，我想寫一個“四不像”，我要把那些寫實的、荒誕的、寓言的、黑色幽默的、市井傳奇、章回小說……放在一個鍋裡煮，但是有一條，絕對要跟馬爾克斯不一樣。

孫：

於是先有了《神鞭》。您在創作談《辮子的象徵和寓意》裡還給《神鞭》的形式下過一個很好玩兒的公式。

馮：

對，但我不是為了形式而形式。我同時代的一些作家被馬爾克斯俘虜了。我認為我與他們不一樣，我的小說背後有中國文化和我自己的個性創作，我怎麼好玩兒怎麼寫，怎麼得勁兒怎麼寫，反而是馬爾克斯解放了我。馬爾克斯讓我知道小說還可以這麼寫，馬爾克斯讓我的胃口更大一點兒，消化力更強一點兒，但我沒被他俘虜。關於《神鞭》和《三寸金蓮》，我跟阿城說過，我誠心往“邪”處寫，一“邪”事情就變形了，包容性和象徵性就大了，好往裡邊放東西。

孫：

與《神鞭》相比，《三寸金蓮》走得更遠。

馮：

寫《三寸金蓮》時我抱定一個想法，一定要使別人難出其右。《三寸金蓮》比《神鞭》更具意象性、象徵性、隱喻性，主題更多層，更難理解。所以我在小說開篇時特意寫了一句話：“人說，小腳裡頭，藏著一部中國歷史”……但是，當時看懂這部小說的人都不是文學界的。

汝龍此處的譯文為“兩隻光光的小腳讓長腿褲蓋住了”……馮驥才先生此處描述的是他個性化記憶中的《美人》，談《草原》《約翰·克利斯朵夫》《歐也妮·葛朗臺》時也是這樣。

現通譯為葉戈魯什卡。

又譯為《一個文官的死》。

此次採訪以《請用藝術情感去面對生活》發表在《聯合文學》（中國臺灣）上，時間約在1988年。

即“荒誕＋象徵＋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手法＋古典小說的白描＋嚴肅文學的思考＋俗文學的可讀性＋幽默＋歷史風情畫＋民間傳說＋寓言，等等”。

（選自《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