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群眾嗑的到底是個神馬瓜？
（大眾愛在茶館裡喝茶，嗑瓜子。視覺中國 / 圖）
“她媽林華鳳每天下午都坐在門口嗑瓜子，或者翻報紙”。這份慵懶的情調，隨那張嘴一嗑再一吐，一氣呵成，和紫石街王婆的動作如出一轍。不過，王婆嗑瓜子是影視版《水滸傳》給加設的，在原著中並不見有。倒是在《金瓶梅》裡，有“那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寫，只是這裡嗑瓜子的人從王婆變成了潘金蓮。
王潘二人都是宋人，那時的中國人吃不吃瓜子，其實還是未知，並沒有過硬的資料能佐證。
而《水滸傳》和《金瓶梅》成書的明代，人們確實已經愛嗑瓜子了。
嗑西瓜子的“齧齒動物王國”
不管是王婆還是潘金蓮，她倆嗑的瓜子不大可能是現時代常見的葵花籽。尤其《金瓶梅》原著中明確提及的嗑瓜子行為，那粒“瓜子”，最大可能是西瓜子。原因在於，
作為徹頭徹尾舶來品的向日葵，在明時期才剛剛傳入中國。
且在剛傳入國內時，還是以觀賞性為主的，人們並不知道它的籽能食用。
向日葵在明代中國首顯端倪的，是河南新安荊紫山發現向日葵圖案琉璃瓦，該瓦為明正德十四年（1519）當地重修的玄天上帝殿遺物。嘉靖四十三年（1564）浙江《臨山衛志》卷四《物產》中，明確出現了“向日葵”一詞，可書中並沒有對其進行詳細描述。之後，萬曆三十六年（1608）河南地方誌《汝南志》中，也提到了向日葵，但同樣沒有提及它的性狀。只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姚旅在《露書》才首次對向日葵的性狀做了描述：
“萬曆丙午年（1606）忽有向日葵自外域傳至。其樹直聳無枝，一如蜀錦開花，一樹一朵或傍有一兩小朵，其大如盤，朝暮向日，結子在花面，一如蜂窩。”
稍後，王象晉於1621年的所編著的《群芳譜》，對向日葵有了進一步的描述：
“西番葵，莖如竹，高丈餘。葉似蜀葵而大，花托圓二、三尺，如蓮房而扁，花黃色，子如草麻子而扁。”
奇怪的是，《群芳譜》裡有兩處對向日葵的描述，另一處在“菊”篇是這樣的：
“丈菊，一名西番菊，一名迎陽花。莖長丈餘，幹粗如竹。葉類麻，多直生。雖有旁枝，只生一花，大如盤盂，單瓣色黃，心皆作案如蜂房狀，至秋漸黑紫而堅。取其子種之，甚易生。”
一種東西為何還要在不同篇目裡分兩次描寫？在《群芳譜》自序中作者其實給出了答案，“取平日涉歷諮詢者，類而著之於編”。這說明，作者此時極有可能還沒見過向日葵，只是從見過這種東西的人那裡“諮詢”來的。
再者，
這些都只是對向日葵進行了描述，並沒有提到它的籽能食用。
另一方面，一種物品只是零散出現在各方誌記載裡，並沒有系統出現在全國性的流通書籍中，這說明向日葵直到明朝後期，還處於推廣普及階段，更談不上對它的大規模食用了。
部分省份方誌記載西瓜子
元代《王禎農書》載：“（西瓜）其子爆幹取仁，用薦茶易得”。這不難看出，即使自元開始中國人就有嗑瓜子的嗜好，由於向日葵以及南瓜屬於明中後期的舶來品，所以瓜子在明時期，並不可能大範圍的流行食用。
“一個新作物從傳入到推廣，從觀賞到食用，往往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一種作物的引種成功也有可能是多次引種之後的結果，那麼，作物的價值被文人注意並記載下來，則應該是在社會上傳播一段時間之後的事。所以，南瓜子和葵花子成為主流零食之一，必然是入清以來很久之後的事”。（出自《嗑瓜子的歷史與習俗——兼及西瓜子利用史略》）
至少在清朝前期，對瓜子的記載還是相當模糊，很多文獻中關於瓜子的記載，使得人們難以分辨這是指西瓜子還是葵花子。
明確記載葵花子能食用的是浙江的《桃源鄉志》：“葵花，又名向日葵，色有紫黃白，其子老可食。”
而關於向日葵瓜子售賣的記載，是清人所著的《植物名實圖考》：
“此花向陽，俗間逐通呼向日葵，其子可炒食，微香，多食頭暈。滇、黔於南瓜子同售於市。”
本書面世於1848年，這說明即使向日葵做的瓜子已經大規模流行開來，已經是晚晴時候的事情了。何況此書中也明確提到，吃葵花瓜子並且售賣的，只侷限於“滇黔”兩地，這並不能證明此時全國其它地方也有大規模食用葵花子的嗜好。
一直到民國時期，黑龍江的《呼蘭縣誌》裡，才有了關於向日葵大規模種植食用的明確記載
：“葵花，子可食，有論畝種之者”。
另外，法國一個名叫古伯察的傳教士，在19世紀中期遊歷於中國各地，他對中國人嗜好嗑瓜子的觀察描述，也能從側面佐證清代中前期，中國人還是流行於嗑西瓜子的。
“中國人對西瓜子有著特殊偏愛，因而西瓜在中國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地方，豐收時節西瓜就不值錢了，之所以保留它們，只是為了裡面的瓜子。有的時候，大量的西瓜被運到繁忙的馬路邊免費送給過往的行人，條件是吃完了把瓜子給主人留下……西瓜子對於中華帝國3億人口來說，真可謂一種廉價的寶貝。
嗑瓜子在18省中屬於一種日常消費，看著這些人在用餐之前把嗑瓜子當成開胃之需，確實是一道耐人尋味的景緻……你就是到了最荒涼的地區也不用擔心找不到西瓜子……你可能以為自己來到了一個齧齒動物王國。”
把這些資訊彙總起來不難看出，清之前嗑的瓜子都是西瓜子，而
清末到民國時期，向日葵瓜子才流行推廣開來，並且後來居上，反倒把中國人吃了幾百年的西瓜子趕超了。
（股民在證券營業廳嗑瓜子。東方IC / 圖）
嗑瓜子是揮霍時間？
首先，
中國人把嗑瓜子當成在慢節奏生活中的一種消遣方式。
中國人不分南北、無論老幼、不管貧富，都嗑瓜子。你可能欣賞過大家閨秀嗑瓜子的優雅；但也時常會撞見小巷弄堂裡磕著瓜子搬弄是非的長舌婦。
全民嗑瓜子，不為填飽肚子，那玩意兒小到沒有指甲蓋兒大，還不夠塞牙縫呢。這即能說明
把瓜子嗑出來，是一種帶著優雅的閒適
。而且正因為它小，一粒一粒的嗑出來，充分能證明你有大把的閒散時間啊。愛嗑瓜子，恰恰說明中國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完全適應了農耕體系的慢節奏，而嗑瓜子就成為了這緩慢流逝過程中的一種消遣。“其所以最有效者，為了它具備三個條件：一、吃不厭；二、吃不飽；三、要剝殼”。（豐子愷《吃瓜子》）
所以，嗑瓜子必須要建立在吃飽肚子，不用整日為生計奔走的社會里。不管是明清小說裡關於嗑瓜子的描寫，還是康熙年間“漏深車馬各還家，通夜沿街賣瓜子”的詩句，體現出來的都是一種盛世景象。中國很長時間是農耕文明體系，在生產力沒有大規模提升的時代，為了填飽肚子，人們需要把大多數時間花在生計上。而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開始，
生產力稍微解放，人們閒下來，於是也就有嗑瓜子的時間了。
不過，豐子愷先生卻對中國人的嗑瓜子心態深惡痛絕，他在《吃瓜子》一文說：
“發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這是一種最有效的‘消閒’法。要‘消磨歲月’，除了抽鴉片以外，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
……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殼，便可想見中國人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為數一定可驚。將來此道發展起來，恐怕是全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呢。”
因此，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嗑瓜子心態所代表的那種慢節奏和浪費光陰，無論是體現在個人身上還是放在全社會，都不可取。
隨著農耕文明的轉軌，文學和影視當中關於嗑瓜子的描寫，都集中體現在它的負面。
紫石街嗑瓜子的王婆或者某個弄堂裡嗑瓜子的婦女，它的文化暗示都是閒散的嗑瓜子心態，終致是非紛爭發生。
嗑瓜子即是中國情調
不過，在現代，大多中國人把嗑瓜子當成人際交流的潤滑劑。正因為如此，才要把嗑瓜子和嗑瓜子心態區分開來。中國是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親情社會，親朋之間在聚會中嗑瓜子是常有的事情，這個時候的嗑瓜子是一種交流的方式，透過嗑瓜子這個行為，可以讓人們在放鬆的環境中敞開心扉。
這時候的嗑瓜子，就是人際交往的潤滑劑。任何社會都有增進交往的輔助食品，恰巧中國人覺得瓜子合適罷了。
因此在我們獨有的文化氛圍中，消閒光陰的小嗑瓜子也可以，只要把握好時間，不把有用的時光嗑去就行；增進交流的嗑瓜子也行，只要不搬弄是非即好。更何況，只有在生產力真的提升、人們生活有保障了的前提下才會嗑瓜子。
閒的嗑瓜子是需要合適的場合的。
無論城鄉，人多的地方，於買賣吆喝聲裡，一邊磕著瓜子一邊看嘈雜人流，偶爾聽得一二聲紛擾爭吵，多看一眼卻不為所動，只把自己的情緒都化成一片片瓜子皮，吐在地上，這就是中國情調。又或者於傍晚時分倚家門磕著瓜子，觀引車賣漿之流穿梭大街小巷，多愜意。當然，嗑完記得清理那就更好了。
只是我聽說，在大地方的小販走卒們都被攆了，街道小巷都整齊劃一失了熱鬧。沒了生活氣息，沒有了小攤小販的高聲叫賣，實際也就沒了嗑瓜子的土壤。人們總不能對著高聳的大樓和川流不息的車輛，卻沒有任何生活情趣氣息的街道嗑瓜子吧？這盛世，怎不為嗑瓜子而建呢？
為失去的嗑瓜子情調，默哀一分鐘。
文｜南周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