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弗蘭岑的不懈追問
（圖源：IC Photo）
馮周/文
在千禧年的開頭，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成為了“時代精神”的代名詞。他成為了十年間第一個登上《時代》雜誌的文學家，並被稱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家”。但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弗蘭岑對社交媒體的興起以及文化潮流的變動幾乎格格不入，成為了某種“落伍”的代名詞。
10月，弗蘭岑出版了他的新作《十字路口》（Crossroads：A Novel），這是他的第六部小說。兩年前，他悲觀地認為這可能是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但《十字路口》開啟了他的新的三部曲，“通向所有神話的鑰匙”，這宣告著他的小說寫作生涯還遠遠還未結束。他將要完成一場從未有過的漫長文字跋涉，“在對人類神話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對位於芝加哥郊區的新景鎮上的希爾德布蘭特家族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到如今的家族命運和這五十年以來美國文化、政治、社會的複雜交叉加以書寫。
在《十字路口》中，弗蘭岑仍舊對於家庭和道德問題進行了不懈的追問。對於弗蘭岑自己而言，他實現了某些程度的突破，“終於寫出了一本關於一個家庭50年來的動態的小說，而不是把家庭關係作為一個方便的組織寫作的原則”。對於讀者而言，在“捐腎小說”捲動起風波的當下，和弗蘭岑一起思考道德問題意味著另一個面向，即我們如何看待作家自身的創作道德問題。
家庭故事
和他在中文世界中已經獲得極大關注的前作《糾正》（2001）、《自由》（2010）一樣，弗蘭岑的新作《十字路口》仍舊圍繞著一個家庭展開。不過，弗蘭岑將小說的背景時代往前撥動了二十年，從二十世紀90年代回到了70年代。實際上，仍舊寫的是與弗蘭岑同一代人的故事，只不過從他們的中年時期回到了他們的青少年時期。
在芝加哥郊區的新景鎮上，當地第一歸正教會的副牧師拉斯·希爾德布蘭特（Russ Hildebrant）陷入了職業危機和孤立之中。他曾在亞利桑那沙漠中幫助納瓦霍人，也曾與斯托克利·卡邁克爾（Kwame Ture）一起為反對種族隔離而遊行。他認為自己有著“進步的真誠”。而正如弗蘭岑寫到的，對於那些“穿著喇叭褲和圍兜工作服、戴著頭巾在教堂走廊裡閒逛”的“新新人類”而言，已經年近半百的拉斯的這種“進步的真誠”只是“過時”了。
因此，在故事開始的三年前，這些穿著喇叭褲的青少年已經殘酷地將他踢出了他所創辦的名為“十字路口”的教會青年團體的工作中，要求將管理權轉交給更年輕時髦的裡克·安布羅斯牧師。恥辱淹沒了拉斯。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怨恨他的孩子們和妻子對他的背離，懷雜著羞愧地愛戀上了教區的一位年輕漂亮寡婦並期望能從中找到救贖。他的妻子敏銳地感知到了拉斯對婚姻的遊離。對於他的妻子瑪麗安（Marion Hildebrant）而言，他們的生活本就建立在她對於自己早年生活的謊言之上，而現在，她在心理治療中不斷回想著自己的狂野歲月。
家庭變故和孩子們的成長問題動盪地結合在了一起。
大兒子克萊姆（Clem），是一名伊利諾伊大學的大二學生。他突然告訴父母，他已經退學。這讓他的大學生的兵役延期失效。克萊姆認為父親是個“道德欺詐者”，他必須做出和父親在二戰時“虛偽的逃避”相反的選擇，去面對本該是他（而是沒上大學的黑人男孩）走上戰場的命運。但對克萊姆而言，這與其是個道德選擇，不如說是對父親的徹底反叛。
二女兒貝基（Becky），是高中冷酷無情的社交女王，她在“十字路口”這個青年團體中獲得了自己的初戀，但隨即在這個近乎邪教的團體中陷入了瘋狂的混沌。
而三兒子佩裡（Perry），有著高達160的智商，卻在自己“無法成為真正的好人”的壓力中瀕臨崩潰，對藥物上癮的程度也在不斷地加深。
弗蘭岑並沒有將筆觸停留在對於中產階級家庭生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諷刺之中，相反，他試圖提供一種更深入的審視。對於三個孩子，選擇信仰加入“十字路口”，實則各懷心思。對大兒子克萊姆而言，“十字路口”讓他目睹到了父親的羞辱，為徹底地失去對父親的尊重找到了理由。貝基參加“十字路口”的理由，除了和父親唱反調之外，也是因為喜歡上了這個團體中的虔誠成員，一位英俊的吉他手，意識到“如果她向信仰的可能性敞開心扉，可能會獲得意想不到的優勢”。至於三兒子佩裡，他意識到，在這個團體裡公開展示感情，就可以獲得壓倒性的巨大的認可，這正是被忽視的他所缺乏的，幾乎像藥物一樣讓他上癮。
《十字路口》的故事圍繞著希爾德布蘭（Hildebrant）這個核心家庭展開，然而，如果尊重弗蘭岑的想法，《十字路口》或許不該被稱為一本“家庭小說”。弗蘭岑本人自陳，在每次接受採訪時，他都會做出相同的宣告，自己不是個“家庭小說家”。
和他的其他小說一樣，《十字路口》小說的章節按不同家庭成員的口吻依次登臺敘述。弗蘭岑將之稱為“按家庭關係組織的獨立演員”。他認為這是他偷懶的一種方式，因為家庭成員之間不需要創造非常強烈的、聚集到一起的情節，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創造強烈的感情。在“家庭”這個意義豐富的結構中，文字中的意義得以輕易地最大化，正如“兒子”和“父親”這兩個詞可以象徵著普遍的衝突。對於弗蘭岑而言，家庭是通往強度和意義的捷徑，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寫作的其他方面。但從某些層面來看，《十字路口》對於弗蘭岑有著突破性的意義。“我終於寫出了一本關於一個家庭50年來的動態的小說，而不是把家庭作為一個方便的組織寫作的原則。”在關於他這本新作的採訪中，弗蘭岑說道。
《十字路口》無疑和他自己的家庭故事有著內在的關聯。在20世紀70年代，弗蘭岑的哥哥湯姆和他古板正直的工程師父親厄爾·弗蘭岑（Earl Franzen）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湯姆隨之離家出走。“家庭問題”，事實上一直困擾著弗蘭岑。冷漠嚴苛、強調道德和責任遠高於快樂的清教徒父親，和情緒氾濫、試圖從兒子身上索取情感需求的母親，讓弗蘭岑的家庭生活一直夾在父母不止不休的爭吵之間，分外壓抑。
在弗蘭岑的回憶錄中，他寫道，“那個時候在我所害怕的許多東西之中——蜘蛛、失眠、魚鉤、校園舞會、棒球、高地、蜜蜂……，我最害怕的恐怕是我的父母。”而和前任妻子失敗的婚姻，對於自己的小家庭終身盡忠的目標無可避免的破碎所帶來的負罪和焦慮，和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壓抑一起，在他的小說世界中始終找得到投射。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他似乎一直在自己的虛構的情景中尋找答案，關於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家庭關係中，尋找到某種更純粹的道德和忠誠。
道德，和作為作家的道德
《十字路口》是弗蘭岑計劃中的《通向所有神話的鑰匙》“三部曲”的第一部。“通向所有神話的鑰匙”化用自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作為喬治·艾略特的經典之作，《米德爾馬契》被譽為“最完美的倫理道德典範”。弗蘭岑的寫作野心昭然若揭，他將在這三部曲中繼承18世紀以來道德小說的傳統，比之前的自己更進一步地討論道德問題。難怪《新共和》已經打趣般地將弗蘭岑稱為“美國下一位頂級道德家”。
在《十字路口》中，希爾德布蘭特家族大致上都可以被看作好人。父親拉斯被稱讚為“虔誠而正直”，母親瑪麗安善良而熱心，孩子們，特別是三兒子佩裡，執著地思考著“聰明人如何做一個好人”的問題，陷入重重矛盾和壓力之中。但問題在於，為什麼人們常會認為自己是好人，或者是在努力做好人的道路上，做出可怕的事情？
整本書對道德問題討論的點題之處也正是在佩裡身上發生的。在新景鎮的年度宗教聚會上，正在嘗試戒掉藥物依賴的佩裡喝得醉醺醺的，和一位牧師、一位拉比就他最關心的問題展開了交流：假如一個人知道行善良之舉將獲得自我滿足或者其他的好處，那麼這種行為真的可以稱之為善良嗎？“如果一個人足夠聰明，那麼總有一些自私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困擾著智商高達160的佩裡，如果他不能阻止那顆聰明的大腦去思考行善良之舉的附帶好處，這似乎意味他並不能成為一個純粹的好人。當聚會的女主人注意到佩裡的不對勁時，酒精上腦的佩裡突然情緒爆發了，讓整個聚會陷入了尷尬的沉默，而他只能羞愧地大哭出來，“我已經盡我所能了！”
弗蘭岑帶領著讀者，試圖去尋找佩裡提出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於是我們看到，希爾德布蘭特家族所行的善舉，背後幾乎都有著無法經過道德審視的潛在動機。大兒子克萊姆放棄了大學生兵役延期，並不完全出於對於別人生命的珍視，而是出於對父親的憤怒和反叛。父親自以為自己在亞利桑那沙漠中的志願經歷是“幫助”了納瓦霍人，但實際上，這段經歷給予他自己精神上的幫助，比對納瓦霍人的幫助更多。
但對於希爾德布蘭特家族而言，越是思考道德的動機問題，生活越是會一塌糊塗。父親拉斯沉浸於思考自己在婚姻之外尋求浪漫的道德上的合理性，但這直接導致了他對小兒子的忽視，讓他在藥物成癮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十字路口》的結尾，弗蘭岑對於這個道德問題，暫且給出了托爾斯泰式的答案：大兒子克萊姆在秘魯山區度過了一段完全成為體力勞動者不必思考的歲月。在強烈的生存動機下，他完全沒有思考砍伐脆弱土壤上的樹木會造成水土流失的倫理問題，這讓他扔掉了過去以來過度的沉重的道德思考的包袱，獲得了精神上的安寧。
此外，在美國文學界“捐腎風波”難以停息的今天，我們在關心弗蘭岑如何在小說中討論道德問題並給出答案之外，似乎也應該關注弗蘭岑如何解決作家天然的道德問題：即如何處理自己的小說文字，和作為靈感甚至素材的來自他人的生活經驗之間的界限。
“捐腎風波”中的亞裔女作家索尼婭·拉爾森（Sonya Larson）幾乎在自己的小說中照搬了白人女作家道恩·多蘭（DawnDorland）的“不定向”捐腎經歷，甚至直接化用了多蘭呼籲更多的人關注和參與這一善舉的公開信，但她對於小說中白人捐腎者的描寫充滿了對其捐腎動機是“傲慢”的惡意揣度。這件事無疑對道恩·多蘭（Dawn Dorland）造成了深重的傷害，並透過申請司法介入，拿到了拉爾森的創作就是對她真實經歷的挪用的證據。這一事件無疑讓大眾對於小說創作的道德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討論興趣，而弗蘭岑對此頗有深入的思考和經驗。
“所有嚴肅文學家都會在他們生命的某個時刻，為在為人處世和做好藝術之間的矛盾而糾結。”在最初的兩部小說中，他儘量不讓任何情節和自己的實際生活相關聯，但在《糾正》中，弗蘭岑遭遇了和索尼婭·拉爾森近似的困境：小說家庭裡的大哥加里·蘭伯特和他的大哥頗有相似性，他很難抗拒使用大哥的生活細節來為這個角色增添可信度。對於弗蘭岑來說，這起碼有兩重障礙：第一重障礙，他的大哥是一個敏感並且感性的人，倘若在小說中使用了他的生活細節，難免不會讓他將他自己對號入座，並且受到傷害。第二重障礙，對於弗蘭岑來說，這顯然也給他自己帶來了道德上的某種困擾，因為他顯然是為了自己專業上的一己之私，挪用了他人（特別是關係如此緊密的家人）的生活細節，這讓他感覺到了道德上的不光彩。正如康德所認為的，將他人視為實現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在道德上並不該被允許，因為必須將他人視為具有內在價值的“人”，並用我們的行為反應出這一點。
他在道德上的這種過於小心翼翼被他年長而明智的朋友斥為“自戀”，未免將他人的生活看得過於狹窄，僅僅會計較被作家寫進去的那一部分。“作家最終要忠於當作家的自己”，這是他最終所領悟到的，但問題在於，作家對於他人生活的落筆必須儘可能的真實，並且不懷揣著故意為之的惡意（對於家人和朋友，更該懷揣愛意）。
讓“捐腎風波”永無寧日的一個關鍵要素，顯然是拉爾森故意為之的惡意，不僅在小說文字中，也在於法庭調查上呈的拉爾森和朋友們對多蘭充滿詆譭和看輕情緒的聊天記錄中。在某些方面，拉爾森的“捐腎”小說在文學上也是糟糕的，因為她塑造了一個片面的、僅供人憎恨的“捐腎者”作為反派，而沒有提供更多的理解空間。在這點上，弗蘭岑的小說似乎能夠提供一個相反的例子。“十字路口”這個青年團體的領袖裡克·安布羅斯牧師讓整個團體逐漸滑向了邪教，但弗蘭岑也藉著他的對頭拉斯之口，承認安布羅斯牧師雖是個充滿“自我意識”的混蛋，但是這也讓他成為了整個新景鎮中最“真實”的人。
落伍和時代精神
在弗蘭岑出版了《自由》的2010年，弗蘭岑被美國各大媒體一致稱讚抓住了千禧年頭十年的zeitgeist（時代精神）。《自由》是一本立足當下的“微觀史”小說，講述了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如何在這十年間經歷的夢想和失敗，或者按評論家的說話，“為時代畫了像”。《時代》雜誌稱他為當代“偉大的美國小說家”，《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認為《自由》是“我們時代不可磨滅的寫照”。
對於自認是一位“社會小說家”的弗蘭岑而言，記錄當下時代發生的現實是題中之義。他認為，一部好的小說，應當把人物置於“動態的社會環境”之中，盡力挑戰和改變當代文化。
弗蘭岑在“挑戰和改變當代文化”上，顯然已經走得過遠。他極端厭惡網路社交媒體，認為這是他所要反對的一切。他對於觀鳥有著深切的熱愛，以至於跳出來指責環保組織在氣候變化而不是鳥類保護上浪費了過多精力，而其他名人都顯然要致力於讓大眾關心氣候變暖。弗蘭岑成為了著名的怪人，網路時代的格格不入者，以及落伍的人。他常常丟出一些非常糟糕的笑話，比如，他從不寫種族問題，是因為他從未和黑人女性談過戀愛，他甚至試圖考慮收養一名伊拉克戰爭孤兒來更好地瞭解年輕人。
事實上，弗蘭岑在美國作家中最先遭遇“取消”的那一個。在弗蘭岑第一部引發大眾關注之作《糾正》出版的2001年，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將《糾正》選入了大名鼎鼎的“奧普拉俱樂部”的推薦書單。進入這份推薦書單，往往意味著銷售數量將會超過百萬冊，但這也意味著奧普拉的頭像印章將會出現在《糾正》的封面上。弗蘭岑表示了拒絕。弗蘭岑認為，出現在他書上的奧普拉頭像可能會讓讀者對他的書有所誤解，認為這只是本有趣的書，而他認為自己的作品“紮根於高雅的文學傳統”。 顯然，弗蘭岑的說辭被認為是有著男性的傲慢，有趣的書的在當時意味著更受女性讀者歡迎，而弗蘭岑所擔心的被解讀成為奧普拉俱樂部的貼紙會無形中阻擋男性讀者。奧普拉的迴應是，她“取消”了對弗蘭岑參加“奧普拉秀”的邀請。
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爆發之前，弗蘭岑曾被選中來代表文學界傲慢的白人男性形象。2017年，社交媒體上的女作家詹妮弗·維納 （Jennifer Wiener）發明了“Franzenfreude”這個詞，來表達美國文化媒體對於弗蘭岑這樣白人男性作家的過度推崇——以致於一份專門審查出版物中署名的性別比例的報告“VIDACount”由此誕生。
弗蘭岑並沒有為自己辯護，對於成為憤怒的目標，他感到受傷和羞愧。但弗蘭岑確實認為主流媒體應當關注女作家，他自己就不遺餘力地讓大眾去認識一些缺少關注的女作家，例如葆拉·福克斯 （PaulaFox）。只是他認為，女作家維納無疑是在博取名聲，是個相當壞的發言人。弗蘭岑被過早地被豎起當靶子，以至於當“取消文化”越演越烈時，並沒有再被拿出來評論的價值了。
在被奧普拉“取消”的二十年之後，弗蘭岑拒絕了反對“取消文化”的聯合簽署。在2020年的7月，《哈潑斯雜誌》（Harper‘sMagazine）釋出了一封《關於正義與公開辯論》的公開信，由包括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MargaretAtwood）和薩爾曼·拉什迪 （SalmanRushdie）在內的153位作家共同簽署。他們公開反對“取消文化”，而認為作家需要一種“為實驗、冒險甚至錯誤留有餘地的文化”。而弗蘭岑拒絕了共同簽署。弗蘭岑在這件事上有著一種經過自省的清醒，他意識到在“這種新的敏感性”中，他獲得了一些積極的東西，包括托馬斯·品欽、庫爾特·馮內古特在內的偉大作家，可能“並沒有以正確的方式思考女性”，“有著相當的性別歧視”。他希望人們可以對此敏感，“一點點強制執行”在他看來並不是壞事。
幸運的是，《十字路口》將小說的寫作年代放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這意味著對於弗蘭岑到底是在書寫如今的時代精神，還是徹底落伍的爭論暫且可以擱置。離開當下為評論家們評價弗蘭岑提供了“離地”的空間，而不需擔心政治正確，於是評論家可以大膽地感嘆：弗蘭岑寫了一本好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