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經籍而南北合一：論晚清四大詞家的集大成與千年詞學之總結束
前文
詞唯宋論，這種普世且流傳甚廣的說法，是非常偏頗的————-因為詞繼宋之後，雖然抵元、明二代而式微，但卻至清代而有“中興”之勢。陳乃乾《清名家詞序》曾稱：“
清代三百年間，問學之業絕盛，經史詞章，遠邁前代，詞亦勃然中興。
”，且在現代詞學中，如孫克強在《清代詞學》、沙先一、張暉合在《清詞的傳承與開拓》、葉嘉瑩在《清詞叢論》中都或辯證、或預設的以“清代詞學中興”為共識。
當然，清詞雖然中興，但也沒必要將其擢升成“超邁兩宋”的高度————-我們至多隻能依龍榆生“
或有兩宋未到之境
”的說法來看比較恰當。更進一步的談，清詞除去“
為體為數與人,彷彿乎兩宋之盛
”之外的“
兩宋未到之境
”，大略應該從兩個方向來看，一則是晚清詞人以校勘經籍之力作詞學研究所帶來的論詞風氣；二則便是以晚清四大家們透過對前人（包括清前、中）創作集大成的總結。
晚清四家以校勘經籍而帶起的詞論風氣
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曾梳理過文體的興衰更替，其雲“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真偽。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系人思，獨詞也乎哉
”。清代的“詞學中興”業已公論，但這種“中興”起於何時，學界卻多有爭論，有以常州詞派推崇“比興”為興，有以甲申之變時期為興，也有的認為是以朱彝尊、陳維崧等清初諸佬為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家看法不一，但都不謀而合的認為清詞中興是“
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
”。
嚴昌迪在《清詞史》中認為文體的盛衰，在乎於社會功能性與文學功能性的統一。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龍榆生提出的以陳子龍為代表的清詞中興，還是杜文瀾在《憩園詞話》所談到的以朱彝尊、陳維崧為代表的清詞中興，都並沒有脫窠於兩宋詞學的範疇。龍按陳子龍所代表的雲間詞派，僅僅是在五代花間體之外能投射出明清易代的慘痛國變，這與宋室南渡，宋元易代間的詞人同一而足，甚至比及南宋詞還差了對音律的講求。
而以朱彝尊、陳維崧為代表的清詞中興，因為順治、康熙間的政治因素，與詞體認知的不完整，也並不能達到並肩兩宋的地步。按朱彝尊時期橫行的浙西詞派的詞學風貌來看，雖然是達到了“
家白石而戶雨田
”的浩大聲勢，但浙西六家真能達到南宋姜夔、張炎水平的卻寥寥無幾；而以陳維崧為首的陽羨一派，雖然祖眺蘇、辛，但畢竟差池。文廷式便稱：“
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為冗慢。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
”
故而，陽羨、浙西二家所代表的“中興”並不能足抗兩宋詞學，而真正能抗手兩宋甚至偶能超邁的清詞，便是自常州詞派提出“比興尊體”之後，
同治
、
光緒
間“
其篤學之士，又移其校勘經籍之力，以從事於詞籍之整理與校刊
”所帶來的詞學風氣最為清詞之盛極————其中，又以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四家為趨倡。
晚清四詞家在經歷清初的“百家爭鳴”到浙西的尊姜張、常州之尊四家之後，以校勘經籍傾注詞學研究，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對吳文英詞進行了審美再定義，且帶起來了詞學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思潮演變。按孫克強《以夢窗詞轉移一代風會》的考援，晚清四大家對夢窗詞進行了整理、校勘、研究、評論等全方面的理論研究，併合校了多種《夢窗詞》刊本。同時，在四家校訂夢窗詞的過程中，由王鵬運確定了著名的校詞五例（
正誤、校異、補脫、存疑、刪
），開創了近代詞籍校勘之學。這種嚴謹精審的詞學研究風氣，不僅僅是提高了吳文英在詞史的地位，更是確立了千年詞史中詞學理論研究的最高峰————這是兩宋詞決然未曾涉及的部分。
兼收南北宋詞而集大成的創作實踐
晚清四家除去在詞學文獻整理、詞學理論研究等方面能到兩宋未到之境，同時在創作實踐、創作指導上也是形成了詞學史上最後一次“大結穴”。單以清代為論，清詞壇自邁入了宗派時期後，便有極深的門戶之見。浙西詞派中姜、張二家地位最高，其他的詞人若流派不同則捐棄，風格相近則認其為姜、張羽翼，即汪森《詞綜·序》所稱的：“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吳文英師之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
”，這種橋枉過正的地位擢升，便是門戶之見的直觀體現，正如前文所舉文廷式語之“
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
”。
審美有分歧，卻難以分高低，但要以詞派為詞學發倡，卻又必須要分一個高低，浙西尊姜、張之後，在常州詞派時，卻直接將二位打入塵埃，賙濟作《宋四家選序》，獨標王沂孫、辛棄疾、吳文英、周邦彥為“
詞家領袖，統領一代
”————-這種論調無疑是步浙西之後塵而已。後人祝南在《無庵詞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
常州詞人尊稼軒、美成而力詆白石，門戶之見甚深
”。逮至晚清四家，雖然全祖常州一派，但並沒有為門戶之見所影響。
四家詞人固然是對夢窗用力最深，但對於別家詞人，仍是保持了足夠、懇切的認知。四家之中王鵬運最為早出，他並沒有依循賙濟在《詞選·序》中的理念，而對姜夔、東坡都表示出了非常高的評價，論姜夔是“
高亢清空，聲出金石
”，論蘇軾是“
舉非恆流所能夢見
”；四家之鄭文焯更是一生雅慕姜夔，雖然制力與吳文英的校勘，但其詞中蕭疏俊逸之氣，步繼白石，其雲：“
餘平生慕堯章之為人，疏古衝澹，有晉宋間風，又能深與禮樂，以敷文博古自娛
”（《瘦碧詞序》），非如此，朱祖謀所選編的《宋詞三百首》同樣的也是對賙濟尊辛（
稼軒
）抑蘇（
東坡
），過度拔高王沂孫地位的反駁，朱祖謀的傳硯弟子龍榆生便記載道：“
對止庵退蘇進辛止說，稍致不滿，且以碧山與於四家領袖之列，亦覺輕重不倫，乃益致力於東坡，輔以方回、白石、別選宋詞三百首，示學者以軌範
”
朱祖謀手抄，況周頤批點《宋詞三百首》
值得一提的是，四詞家創作實踐中的審美取向非常開闊，尤其是四家之朱祖謀最為大成。近人唐圭璋稱朱祖謀詞是“
取徑夢窗，上窺清真，旁及秦、賀、蘇、辛、柳、晏諸家，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見，取精用宏，卓然自成一家
”，唐圭璋這種說法雖頗有誇飾之處，但以朱祖謀的詞學成就來看，雖不是收盡前人之精粹，但仍是達到了晚清詞學，乃至詞學史上極其突出的高度，尤其是朱祖謀晚年更是打破了南北宋的壁障，在蘇軾與吳文英的融合中走到了一個前人未到的境地。程千帆《吳白匋先生詩詞集序》雲：“
比及近世,上彊村民合蘇、吳為一手,乃大開異境。此固深可法也
”又張爾田雲：“
先生所為詞，跨常邁浙，凌厲躒朱，逌然而龍鸞翔，鬯然而蘭苕發。擬之有宋，聲與政通，如範、如蘇、如歐陽，深文而隱蔚，遠旨而近言，三薰三沐，尤近覺翁
”。
結言
總而言之，清代雖是詞學最後的中興，但縱觀整個清詞史，除卻詞人數量、作品數量之外，其實真能比及兩宋之高度的時期，就是以晚清四家統領詞壇的時期。若按引龍榆生的說法便是：“
自常州派崇比興以尊詞體，而佻巧浮滑之風息。同治、光緒以來，國家多故，內憂外患，更迭相乘。士大夫怵於國勢之危微，相率以幽隱之詞，借抒忠憤。其篤學之士，又移其校勘經籍之力，以從事於詞籍之整理與校刊。以是數十年間，詞風特盛；非特為清詞之光榮結局，亦千年來詞學之總結束時期也。
”
故而，晚清四大詞家共鑲舉力的推動下，詞學總歸是以校勘經籍而南北合一的集大成，畫上了一個光榮且圓滿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