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製作哀榮：南朝僧尼碑誌之興起（下）
作者：李猛
三、南朝僧尼碑誌興起的背景及其規格形制
（一）碑禁屢申：南朝僧尼碑誌興起之背景
南齊以來，南朝僧尼碑誌逐漸增多，數量之多、規格之高，比較特殊。如果不將其與南朝宗室王侯碑相比較、不將其放在南朝碑禁的視野下討論，就很難凸顯其特殊性與價值。故而有必要先梳理魏晉至南朝的碑禁政策，學界對此已有充分討論，所據基本上為《宋書·禮志二》所列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西晉時期碑禁甚嚴，東晉開始鬆弛，始於晉元帝許為顧榮立碑。而顧榮立碑，實緣於“故驃騎府主簿故恩”表請。顧榮死後方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追贈，故而“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當為顧榮故吏。東晉末裴松之上表議禁斷，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得到皇帝認可。此後南朝公卿立碑大致遵照“表請皇帝詔可”這一形式，朝議透過並非必需環節。
至於碑禁持續時間，沈約所謂“至今”，劉濤認為是梁代，似不妥，應為奏上的永明中。永明七年四月，齊武帝蕭賾下詔禁止大辦婚禮，十月又下詔嚴禁厚葬並重申碑禁。天監六年，梁武帝下詔“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至於碑禁執行情況，《南齊書·禮志下》在交代墓誌興起原因時，謂永嘉中“素族無碑策”，碑即墓碑，策即哀策文，而後者只有皇帝及后妃、太子及太子妃才有，故墓誌成為士族“紀德”的替代品。
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屢禁不止，才導致南朝官方屢申碑禁，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從傳世文獻與石刻遺蹟來看，南朝王公有碑者只有19人，而且絕大部分是皇室成員。蕭齊高、武時期碑禁尤嚴，齊明帝蕭鸞即位以前，只有褚淵得立碑。而褚淵之碑得立，是其故吏陶季直請於尚書令王儉，經齊武帝許可方得立。永明十年，齊武帝母弟豫章王嶷薨，太子蕭長懋親造碑文並上奏，卻“未及鐫勒”。蕭嶷故吏樂藹解官赴喪，見墓所無碑，便與竟陵王子良箋，表達了“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的意願；他又致書沈約請撰碑文，遭婉拒。至建武中，蕭鸞欲拉攏豫章王嶷家，蕭嶷之碑方得立。見蕭嶷碑得立，蕭子良故吏範雲遂上表齊明帝請為子良立碑，所提理由就是“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故“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蕭鸞未許，子良碑終未立。
其實何止蕭子良，永明中後期先後病亡的長王、宰相均未得立碑，而王儉碑系天監元年蕭衍下詔追立。入梁以後，王公得以立碑者漸多，如巴東郡公蕭穎胄、長沙王蕭懿、始興王蕭憺、安成王蕭秀、臨川王蕭宏、吳平侯蕭昺、開府儀同三司（贈）徐勉等。蕭秀一人四碑，故吏“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制其文，古未之有也”。此外，碑禁開始向極個別名儒、徵士放開，蕭衍天監元年下詔為大儒劉瓛立碑，又許為著名徵士劉虯立碑。而從永明二年至永元末，僧尼碑誌至少有12通，梁、陳兩代僧尼有碑者至少25人，而且多位高僧有兩碑甚至三碑。就目前可考的南朝碑而言，僧尼碑數量遠超王公碑。相比僧傳而言，正史之王公傳記更關心傳主賻贈、皇帝或太子臨喪、賜東園秘器尤其是贈官、諡號等哀榮，而立碑並非其著意強調的內容，史傳關於碑誌的相關記載遠不如僧傳詳細。加上王公碑與僧尼碑儲存情況各異，故兩者在數量上的差距實際上可能並沒有文獻所見之大。
南朝中後期不僅僧尼碑誌大量湧現，道士、寺館、廟學、德政、造像等碑也不斷湧現。有碑文創作之需要，各類碑文寫作逐漸受到重視，至梁中期，甚至形成一股集碑之風，《隋書·經籍志四》就集中著錄了碑集類著作：
《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碑文》十卷，車灌撰；又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荊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處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讚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祭文》六卷；《眾僧行狀》四十卷，釋僧祐撰。亡）。
程章燦認為陳勰編集的《雜碑》與《碑文》，或為將作大匠的職務行為；《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讚銘集》則為儲存本姓文獻，所著重的是文字。而州郡及寺廟編集碑刻，亦當有尋訪古刻、存錄古蹟及展現景觀的意義。東晉碑禁鬆弛，有創作之需要，故有集碑之舉；而謝莊乃劉宋時人，其時碑禁較嚴，故所撰《碑集》應為集碑之作，恐非所撰碑文之集。其中單行的王公碑篇幅值得注意：《桓宣武碑》即桓溫之碑，竟然有10卷之多；《長沙景王碑文》即劉宋長沙王劉道憐之碑，亦有3卷；《陸機集》有《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或即《周處碑》。1卷似是1篇碑文的正常篇幅，《出三藏記集·法集雜記銘目錄》所載之沈約撰《獻統上碑銘》與劉勰撰《僧柔法師碑銘》均為1卷。考慮到梁安成王蕭秀去世後有4人為撰碑文，而且其時亦不乏為前代先賢撰立碑文者，加上《隋書·經籍志四》此處著錄之條目多具碑集性質，所以這裡10卷之《桓宣武碑》、3卷之《長沙景王碑文》，很有可能是不同時期之人為他們撰寫碑文的合集。即便以1卷篇幅來推算，以上所列幾種數十卷的碑集，其中人物碑恐怕並不多。
《隋書·經籍志四》著錄的碑集並非全部，蕭繹《金樓子·著書篇》就有“《碑集》十秩，百卷。原注付蘭陵蕭賁撰”，可知蕭繹還曾命其僚佐蕭賁集碑多達百卷。《隋書·經籍志四》著錄《釋氏碑文》30卷，其序賴《廣弘明集》得存，據此序，此書原名《內典碑銘集林》。蕭繹還交代了佛教碑文興起的原因：
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佛教碑銘主要有兩類，一為寺塔碑銘，一為僧尼碑銘。從兩書的篇幅和《內典碑銘集林》的編撰緣起（“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與理念（“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儻未詳悉，隨而足之”）來看，30卷的《內典碑銘集林》或許是蕭繹從蕭賁所編100卷《碑集》中單獨抽出佛教碑銘的合集。
蕭繹之外，僧祐對佛教碑銘的整理編集工作更值得注意。僧祐有明確的編撰法集（即“內集”）意識，他編撰了《釋迦譜》《世界記》《出三藏記集》《法集雜記銘》等8部法集，還為蕭子良、蕭昭胄父子編撰了法集並目錄。《隋書·經籍志四》所錄《諸寺碑文》與《眾僧行狀》，未見《出三藏記集》等書，其內容與《法集雜記銘》或有重合。因為《隋書·經籍志四》著錄諸書均為碑集，所以僧祐所集《諸寺碑文》與《眾僧行狀》，其實是寺院與僧尼這兩類主題的碑文結集。而且，這個分類與僧祐在《法集雜記銘目錄序》中所謂“山寺碑銘，僧眾行記”正好可以呼應。這樣看來，《眾僧行狀》之“行狀”，並不是指作為文體的行狀，而應該主要是指僧尼碑誌、傳狀。
（二）南朝僧尼碑誌的規格與形制
以上討論，主要依據僧傳、僧尼碑文及碑目等，雖然這些記載都有一定選擇性與偶然性，但至少能反映出大致情況。從以上討論可知，晉宋時期只有為數不多的僧尼死後得立碑，而且還是個人行為。偶爾有郡縣一級地方官參與，雖帶有一些官方色彩，卻未必是官方行為，如餘杭縣令阮尚之可能屬後者，至少目前還未看到州督一級關心僧尼立碑的記載。目前所見的最早記載，是蕭齊永明二年僧遠去世，齊武帝致書法獻關心僧遠葬事，蕭子良為之挑選葬地與營理葬事，並“疆界鐘山，集葬名德”。梁武帝受其影響，在寶誌葬地建開善寺，並在其地開闢另一名僧墓地。僧尼葬地的選擇，在蕭子良“疆界鐘山，集葬名德”之前，官方並沒有明確規劃。從蕭子良不願僧遠“雜處眾僧墓中”來看，當時僧尼死後也是集中安葬。無論是定林舊墓，還是開善舊墓，都是官方規劃的名僧墓地，開善舊墓基本上是梁武帝敕葬之墓地，得入葬者極少。在葬地選擇上，就將名僧與一般僧眾區別開來，凸顯了官方對名僧的褒寵。
葬地並非唯一立碑之地，早在晉宋時期，僧尼死後所立之碑，就有墓碑與寺碑兩種，但往往隻立一個。立碑地點雖有墳所與寺院之別，但能於寺院立碑者畢竟只是少數。實際上，宋齊時期只有僧翼、慧基、智稱三人之碑明確立於寺院，而大部分僧尼碑立於墓前。天監八年，寶亮去世，開始出現“墳寺並立”的情況。這樣一來，立碑數量較之前大大提高。此後一人兩碑甚至三碑者不斷湧現，寶亮、慧約、僧旻均一人立三碑，法通、智藏、慧超、法雲均立兩碑。除碑之外，不少僧尼還有墓誌，即碑誌並立，如智順、寶誌、智藏、法雲、僧旻等五人。這些得立兩碑、三碑的高僧，去世時間均為梁中後期。陳與後梁雖有太子與皇帝親撰碑銘，但多是一人一碑，一人兩碑、三碑已非常罕見。“碑誌並立”的情況大致相似，僅陳代法朗死後立一碑一志，其餘均無並立者。
一般僧尼死後，大多會在墓所立碑，個別會在寺院立碑，寺碑一般立於生前駐錫寺院，且多是一個，只有慧約比較特殊，本生寺與駐錫之草堂寺各立一碑。墓碑則可以根據僧尼生前地位，立一個或兩個。這種差異，實緣於墓碑與寺碑在內涵與影響上存在相當大的差別。就碑的空間與觀眾而言，墓碑更接近私碑，因為高僧墓所雖然神聖，卻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而寺碑則不同，立於寺門或其他顯眼位置的碑，往往很容易成為景觀，故更接近公碑。由於僧傳記載模糊不清，有相當一部分南朝僧尼碑很難確定是寺碑還是墓碑；有文字儲存的碑文，除非題目有明確界定，僅從現存文字上很難區分墓碑與寺碑。況且，現存南朝僧尼碑文，只有徐陵所撰《傅大士碑》與蕭綱所撰《道度禪師碑》存全文，其餘碑文都經過大幅刪節，幾乎全是富麗駢偶之辭藻，不僅史料價值非常有限，而且很難判斷兩種碑的碑文在內容及表達方式上有何區別。
碑誌製作，主要是指碑誌的樹立、撰寫、刻石及其相關情況。根據立碑者與撰者是否為皇帝，可將立碑分為敕立與非敕立；將撰碑分為敕撰與非敕撰。只有極個別與皇帝親近的高僧大德才會有敕立之榮寵。齊武帝雖然親自致書法獻關心僧遠身後事，但並未關心其碑誌製作。至梁武帝方有下敕為僧尼立碑之舉，梁之寶誌與慧約、陳之曇瑗、後梁之僧遷等四人之碑皆為敕立。
皇帝之外，還有太子、諸王及公卿為立碑誌的情況，如齊臨川王蕭映為玄暢立碑、竟陵王蕭子良為僧遠立碑、梁劉之遴為震法師立墓誌、陳姚察為尚禪師立碑等。不過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僧尼碑誌都是其僧俗弟子所立，如僧旻死後，其弟子智學、慧慶等為建立三碑；法雲去世，其弟子周長胤等為創造二碑立於墓所。前者為出家弟子，後者則為在家弟子。前引幾位為僧尼立碑誌的諸王、公卿，也多為該僧尼的在家弟子或菩薩戒弟子。當然，還有一些是同寺僧尼所立，如僧祐為同駐上定林寺的超辯、僧柔等僧人立碑。
與立碑誌相比，碑誌撰寫的相關資訊更為豐富。敕撰，即奉皇帝之命撰寫，亦是僅少數大德才有之殊榮，比如梁武帝敕王筠為寶誌勒碑文、敕陸倕為寶誌制墓誌銘、詔王筠為慧約撰墓碑、命蕭子云為慧約撰本生寺碑，陳宣帝分別敕徐陵為傅大士、王固為慧集、周弘正為慧和撰碑文。
敕撰之外，梁陳時期，太子與諸王經常參與名僧碑誌的撰寫，其時墓誌成為士族乃至皇室成員葬儀的重要部分。太子、諸王常為其故去的僚佐撰寫墓誌銘以榮之；而時人為得到這種哀榮，也多請太子、諸王、著名文士為去世故友親朋撰寫墓誌銘。對於僧尼而言，由太子、諸王為其撰寫碑誌，顯然亦是一項重要的哀榮。文獻可考者有：梁太子蕭統為僧旻撰寫墓碑；太子蕭綱為慧約撰本生寺碑銘，為道度撰碑文，此外他還為湘宮寺智蒨、宋熙寺慧念、甘露鼓寺敬脫、淨居寺法昂、同泰寺智寂等幾位僧人撰寫墓誌銘；梁元帝蕭繹為湘東王時，撰寫碑誌數量僅次於蕭綱，他為智藏、僧副、慧超、法雲、僧旻等僧人撰碑文，又為荊州僧正震法師撰寫墓誌銘；邵陵王蕭綸為揚州僧正智寂撰寫墓誌銘。陳代較之稍遜，可考者僅太子陳叔寶、廬陵王陳伯仁為法朗撰墓誌銘、碑銘。
太子、諸王所撰僧尼碑誌約有17通，數量雖然不算太少，但畢竟佔比不大（約佔總數三成），更多的僧尼碑誌還是由公卿文士撰寫。這些為僧尼撰寫碑銘者大多是當時一流文士，如宋之謝靈運（撰慧遠碑銘），齊之謝超宗（撰道慧碑銘）、王儉（撰僧遠碑）、周顒（撰玄暢碑），梁之沈約（撰僧敬尼、法獻二人碑）、劉勰（撰超辯、僧柔、僧祐三人碑）、何胤（撰慧基碑、僧旻碑）、周舍（撰慧緒尼碑）、袁昂（撰智順碑）、謝舉（撰法通碑）、蕭子云（撰法通碑）、陸倕（奉敕撰寶誌墓誌銘、撰慧初碑）、王筠（奉敕撰寶誌與慧約兩碑、撰法雲墓誌銘）、謝幾卿（撰慧超碑）、蕭幾（撰智藏碑序）、王僧孺（撰雲法師碑）、周興嗣（撰寶亮碑）、高爽（撰寶亮碑）、殷鈞（撰智藏墓誌）、阮孝緒（撰僧旻墓誌）、鮑記室（撰震法師墓誌序），陳之徐陵（奉敕撰傅大士碑）、江總（撰法朗墓誌銘序及慧勇、建初寺寶瓊、尚禪師三人碑）、王固（奉敕撰慧和碑）、周弘正（奉敕撰慧集碑）、蕭濟（撰智遠碑銘）。碑誌這類大手筆的撰寫，更能體現文士在當時的地位，尤其是奉敕撰寫碑文者。除文士外，還有個別僧人撰寫，如慧舉為慧基撰寫墓誌、慧暠為智遠撰碑序。
為僧尼撰寫碑誌，有些是受僧尼弟子之請，如劉勰為超辯與僧柔二人撰碑文、沈約為法獻撰碑文，都是受僧祐之請；有些是受俗家弟子所請，如梁永興公主請太子蕭統為僧副撰碑文。有些可能是撰者主動為之，撰者本身就是佛弟子甚至是該僧尼的弟子，或與其有比較親密的聯絡，如智藏的“三蕭碑”，撰序、撰銘及書丹的三蕭均自稱“弟子”。為高僧大德撰寫碑誌，尤其是奉敕、太子令、諸王教撰，對於撰者而言，既是一種榮譽，也是對其文學才能與地位的認可。碑文撰寫反過來也能為撰者贏得聲名，如劉勰善作碑文，在當時頗有盛名，以至於“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
碑誌文撰寫有固定體例，碑序既要詳記其行事，又要鋪排駢偶之辭藻以稱頌其功業德行；而碑銘與墓誌銘，要用精練的四字韻語將記事與頌德融合起來。即碑誌撰寫除文才外，還需要史才，故劉勰謂“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而“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方為“碑之制也”。奇怪的是，劉勰只論及東晉孫綽的幾篇名公碑，對宋齊碑文尤其是僧尼碑文絲毫沒有提及。實際上，他在定林寺依附僧祐十餘年，肯定看到過僧祐編集整理的晉宋以來諸寺碑文與僧尼碑誌，甚至很可能還參與了前期蒐集整理工作。這或許與宋齊時期碑禁較嚴有一定關係，碑文創作之需求少，文士模仿學習乃至創作的熱情就降低，關注度自然不高。
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有多個家族連續數代為僧尼撰寫碑誌，如謝靈運、謝超宗、謝幾卿三代（謝靈運為謝超宗之祖、謝超宗為謝幾卿之父），周顒、周舍、周弘正三代（周顒為周舍之父、周舍為周弘正之父），王儉與王筠兩代（王儉為王筠從叔）。這一方面說明這些家族文學傳承有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對佛教態度甚至信仰之傳承。如果進一步統計這些人的家族，還能觀察到南朝尤其是後期文學家族的發展與變化。以上所考撰有僧尼碑誌的文學家族主要有：蘭陵蕭氏（7人20通）、琅琊王氏（3人6通）、陳郡謝氏（4人4通）、汝南周氏（3人3通）。齊梁皇室撰寫的僧尼碑誌，已遠超王謝等士族成員撰寫碑誌之總和，他們不僅將僧尼碑誌撰寫推向新階段，使之成為時代風氣，而且在文風上進一步引領風潮。
四、南朝僧尼碑誌集中湧現的實質與意義
以上考察了晉宋至陳代僧尼碑誌的撰與立等情況，主要從葬地選擇、立碑時間與地點、碑誌數量與形制、立碑與撰碑的形式與身份等方面，對南朝僧尼碑誌作了系統梳理。同時，在南朝碑禁視野下，觀察僧尼碑誌與王公碑的差別，從中可以看出南朝僧尼碑誌規格之高。那麼，高規格的僧尼碑誌為何在此時期集中出現，其意義又何在呢？
（一）製作哀榮——納僧尼入傳統喪葬禮儀
從賻贈有無與多少，到送葬部伍與儀仗，再到葬地選擇、碑誌數量與製作形式，這一系列高規格的喪葬運作，將高僧大德、個別僧官同廣大普通僧尼區別開來。將傳統喪葬禮儀運用到僧尼身上，透過褒寵、賻贈、送葬、碑誌製作等方式，進一步抬高了僧尼在國家政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從喪葬規格來說，相當一部分高僧大德已經等同甚至超越王侯公卿，皇帝敕葬、給東園秘器，甚至敕給天子儀仗送葬併為之立碑埋志，除了爵位、贈官、諡號與九錫外，個別高僧死後可以獲得世俗王公大臣死後所能得到的所有哀榮。到了唐代，國公爵位、贈官、諡號等世俗王公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哀榮，被用於極個別高僧，某種程度上說是沿著南朝這一條線發展而來。當然，用於南朝僧尼的這套官給葬事模式，只是傳統王公士大夫葬儀的延續，後來在唐代發展為詔葬制度，並趨於成熟。
梁武帝的菩薩戒師慧約不僅得到智者、國師之號，死後還得到皇帝與百官輟朝臨哭之禮遇，而梁代太子、諸王及其妃，尚無百官輟朝臨哭之制。梁代並沒有隋唐那種完善的輟朝、舉哀制度。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慧約的喪葬規格幾乎可以算當時除了帝后（包括嬪妃）之外最高的了。僧尼碑誌製作亦是如此，從現存文獻來看，極個別高僧大德的碑誌製作規格，已經等同甚至超過了宗室王侯：文獻和實物所見一人兩碑以上的南朝王公，只有梁代安成王蕭秀與臨川王蕭宏，而一人兩碑以上的僧人卻至少有7人。自蕭子良“疆界鐘山”以來，高僧集葬於定林寺名僧舊墓和開善寺舊墓，至遲到梁中期，兩塊名僧墓地必然碑塔林立。這裡是宗教的神聖空間，進而成為宗教與人文景觀，而這種空間營造與景觀形成，基本上由官方主導。官方對高僧喪事的高規格運作，開啟了一種新模式，實質上也是對僧團管理的一種新模式。
將僧尼道士納入傳統喪葬禮儀中，賻贈、葬地選擇、送葬及高規格製作碑誌等，都成了高僧葬儀的重要部分，是重要哀榮。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做法其實亦是加強管理甚至是控制僧團、籠絡信眾的有效方式。即官方透過插手高僧葬事，將高僧葬事納入世俗王權控制範圍之內，既凸顯官方對高僧的重視，還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僧團的管理。透過是否賻贈、賻贈多少、葬於何處（是否名僧墓地、哪一級別的名僧墓地）、是否官給喪費、是否送葬或派有司監護喪事、是否賜東園秘器、立不立碑誌、立什麼規格的碑誌等，進一步劃分層次，使之成為僧尼哀榮、地位乃至於蓋棺定論的重要標識。進一步說，這些舉措甚至試圖將對高僧的評價之權納入官方操控之下，而不像之前基本由僧團內部、信徒或親近文士透過撰寫僧傳、傳贊等形式來完成評價。當然，規格的高低與帝王及上層權貴態度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比如同為大僧正，慧超雖任職20餘年，但其喪葬與碑誌製作規格，都遠低於法雲，一低一高之間，皇帝權威已充分凸顯。這即是說，作為僧團領袖的僧官、宿德，其身後之事，須由皇帝及諸王公卿來決定，而不是由僧團與廣大信眾來決定。地方僧團領袖的葬儀規格，則由州郡長官決定或者上報待朝廷決定。
需要說明的是，不管是墓地選擇，還是賻贈、賜東園秘器、公卿送葬、有司監護等高規格葬儀，都建立在僧尼死後瘞葬的基礎上。雖然林葬在當時已很少見，但仍有一些僧人遺命堅持“露骸林下”，這樣這套葬儀就很難施行。即便如此，在一段時間之後，其弟子會將其收葬，屆時仍有碑誌製作，如前文討論的廬山慧遠。更何況，不乏弟子不忍心其師露骸而違背師命的例子，如智順等。不過，也有少數僧人對碑誌製作在內的這種高規格葬儀有所不滿，畢竟其與佛教基本教義、傳統頗有不合之處。如陳大僧正彭城寺寶瓊臨終前即遺命“不煩銘志”，還只是對高規格碑誌製作之不滿。智顗遺言“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為”，針對的更像是傳統禮俗與喪服，而非官方高規格葬儀。在智顗之前，很少有南朝高僧不接受官給的高規格葬儀，寶瓊遺命“不煩銘志”，陳後主用天子儀仗送葬來彌補，規格反而抬高了。總體上說，對於碑誌製作在內的高規格葬儀，南朝僧尼更多地是配合甚至主動謀求，而非排斥、抵制，前者尤以傅大士弟子屢次表請為傅大士立碑、梁永興公主請蕭統為智副撰碑文最為典型。
事實上，不止僧尼，南朝道士的葬儀也有大致相似的程序，只是由於道教文獻佚失更為嚴重，所存道士傳記與道士、女冠的碑誌都比較少。從所存道士、女冠碑誌來看，其規格亦很高。比如大同二年，陶弘景去世後，“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並“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太子蕭綱為撰墓誌、邵陵王蕭綸為撰碑文，贈官、贈諡、有司監護喪事，並由太子與郡王分別為撰志與碑，其規格之高，在南北朝道教史上恐無人出其右。又如道士徐師子去世，陳文帝“敕齎秘器，並無常與。凡厥喪事，皆取給臺焉”。可知高道去世，也有皇帝賜東園秘器、喪費官給之例。
將僧道身後事納入傳統喪葬禮儀中，並給予高僧、高道以官方形式的高規格哀榮。碑誌製作是其中重要環節，因為碑誌本身就是記載僧尼生前行事與身後哀榮的重要載體，且可以透過各種形式廣泛傳播。碑誌是僧尼哀榮的重要部分，尤其是高碑立於墓所、寺院，又屬於紀念裝置，隨著時間推移，高僧集葬之地與那些立碑的寺院，還會形成碑塔林立的景觀，從長遠而言其影響似乎更大。但就當時而言，敕葬與敕撰、敕以天子儀仗送葬、賻贈、賜東園秘器、有司監喪等哀榮的影響更大，更能彰顯僧尼生前地位，故而也更直觀。更何況，不少碑誌是僧尼去世很長一段時間後方立，具有一定滯後性。
（二）對南朝碑禁及北朝隋唐僧尼碑誌之影響
如前所述，宋齊時期碑禁較嚴，執行較為徹底，直到梁天監六年，梁武帝仍在重申碑禁，可見梁初碑禁較嚴。梁中後期，雖然寺館、道館、廟學、德政、造像等各類碑不斷湧現，其數量大大超過前代，但基本上屬於公碑，而且是以“表請—奏可”的形式樹立。其中，廟學、寺館/塔、造像等碑大多由帝王、妃主及地方長官所立，碑文多由王公乃至皇帝命人撰寫。德政碑是梁陳時期集中出現的一類碑，可詳考者約有20餘通，基本上是由“州民”或故吏詣闕表請，詔許方得立。所以說，即便齊梁陳時期碑的總數大大超過前代，但當時碑禁並未真正向宗室以外的“素族”放開，只有極個別大臣以詔許的形式立碑。梁代宗室以外有碑者，僅徐勉一人，而其碑之所以得立，乃其“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碑於墓”；陳之蔡景歷亦有碑，其立碑形式雖不詳，但從陳宣帝與陳後主兩次重贈官，立碑應該是陳後主敕許。
實際上，即便是宗室王侯立碑，也基本上是故吏表請，然後皇帝詔許。如前所舉之安成王蕭秀碑，乃“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其餘王公碑，雖然傳記中未明確記其碑乃故吏表請而立，在碑文中卻有反映，即在碑序之末交代立碑緣由，一般有“故吏表請”、“詔許”等相關內容，以至這種特殊表述成為王公墓碑與廟碑的固定寫作正規化。當然，這種交代立碑緣起的表達方式早已有之，但南朝王公碑序中只見故吏而未見親屬、門生，這是南朝王公碑與漢碑最大的不同。究其原因，當然是親屬、門生立碑在南朝仍屬碑禁範圍。而南朝僧尼碑誌就無類似表達，與王公碑形成鮮明對比，這說明南朝僧尼碑似不在碑禁範圍。雖然南朝時期有這麼多僧尼碑誌集中湧現，但考慮到南朝僧尼規模，這個比例仍然不大。即是說南朝碑禁並未向僧尼和道士、女冠完全放開，只是對少數高僧大德放開。從這一角度來說，南朝碑禁在南朝後期確有鬆懈，僧尼、道士/女冠、寺館、道館、造像等碑誌的大量集中出現，對當時碑禁有一定衝擊，但並非根本性的。對於南朝部分宗室成員及宗室以外的“素族”而言，私自立碑仍然是被禁的。
兩相比較，才能凸顯南朝僧尼碑誌的獨特性及其價值所在。宋齊以來如此多的僧尼碑誌集中湧現，其背後當然有帝王推動，這是南朝佛教政策的體現。由於菩薩戒的廣泛傳播，上至皇帝、太子、王侯妃主，下至普通訊眾，競相尋求高僧受菩薩戒，高僧大德因而獲得較高地位。比如慧約為梁武帝授菩薩戒以後，“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鹹希度脫。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僅《高僧傳》與《續高僧傳》中所載“白黑弟子”5000人以上的高僧，就有多位。如僧祐“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法通“白黑弟子七千餘人”，而為慧超送葬者前後綿延十里，其信徒之眾可想而知。那些為皇帝、太子乃至王侯公卿授菩薩戒的高僧，因而獲得了國師與家師身份，這種身份對其身後葬儀規格的高低，應該說有直接的影響。
相比而言，北朝僧尼地位雖然也很高，尤其是北魏、北齊擔任昭玄統的大德，相對於南朝大僧正，實際地位可能更高，但死後的葬儀規格或者說哀榮均低於南朝，立碑者則更少。前引北魏孝文帝贈徐州道人統和徐州法師的詔書中，並沒有碑誌製作的內容。即便是北魏、北齊的昭玄統去世，目前只見到墓誌出土，而未見到墓碑或寺碑。北朝有不少后妃、命婦因政治或其他原因出家為比丘尼，她們去世後也只見墓誌而不見碑。總之，相對於南朝而言，北朝僧尼碑很少，而且出現時間也晚很多。北朝墓誌文化，自北魏孝文帝遷都後逐漸成熟，僧尼墓誌雖然出現稍晚，但逐漸成為傳統。為僧尼立墓誌者，大部分是其弟子，有一些是其親屬，反映了北朝僧尼與本家的聯絡更緊密一些。
事實上，北朝並沒有南朝那樣嚴格的碑禁，王公碑數量雖遠不及墓誌，卻明顯多於南朝，唯獨僧尼碑很少。可以說在隋平陳以前，北朝並未形成為僧尼立碑的傳統。而開石窟與造像在北朝顯然更深入人心，現存造像中有不少是為亡故僧尼所造，這些造像（特別是具有碑之形制的造像碑）某種程度上替代了僧尼碑，這或許稍可解釋為何北朝沒有為僧尼立碑之傳統。此外，這恐怕還與南北朝僧尼的喪葬方式，及南北朝上層對待甚至管控佛教的方式與力度之差異有關：南齊相王蕭子良與梁武帝蕭衍不僅抄注佛經，還製作僧制乃至僧俗懺儀；蕭衍更強制推行素食甚至欲自任白衣僧正，他們事實上深度參與甚至改變了僧團管理與日常修行方式。而將傳統葬儀放到僧人身上，只是其政策的延續，這是北朝所沒有的。到了隋唐時期，地位較高的僧尼去世，其弟子一般會為立碑誌，並請文士或詩僧撰文，這種傳統應該不是源自北朝，而主要是受到南朝僧尼碑誌製作這一傳統的影響。
（作者李猛，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暨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