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唯風雅難及書法唯風雅難及
五代戰亂，社會動盪，同時也打破唐人建立起來的書法秩序。楊凝式歷官五代，佯狂避世，於書道別有會心，楷行草三體均能出新，抗衡唐賢。其自由、寫意的藝術精神，遺世獨立，風標高舉，雖與時尚院體大相逸庭，卻在北宋後期得到積極的響應，其中有一漫長準備過程。根據宋人的記敘，其時士大夫志存高遠，於書法輕忽不為，但能用度而已。即便偶有所好，必發自天性。另一方面，沒有社會功利的驅使，書法之藝術的投人即失所用，無用則無規範標準的束縛，為天性好書者提供了足資想象與創造的自由和輕鬆，以及十分寬容的社會氛圍。
北宋前期，書法風潮多變，楷模的範圍狹小而為時短暫，人們大都隨波逐流。據米莆《書史》所一言，宋初書法隨太宗所好，悉學錘、王；後李宗愕主文，士子皆學其書；宋緩執政，傾朝仿擬，號曰朝體；韓琦為相，雅好顏體，士俗景從；蔡襄書貴，士俗同趨；王安石為相，士俗爭效，“自此古法不講”。如果加。上李建中、周越、蘇舜欽等名流，則北宋前期書法，即可。見其大概。
一般說來，書法時尚、書法史所載，大都與朝廷翰墨有關，應系俊彥康集、權勢干擾的緣故。所不同者，漢唐楷模歸於國家，北宋則轉為個人，故爾不能長久。新的市民生活與思想文化，也在影響著。上大夫的書法觀念和志趣。蔡襄《論書》雲：
書法唯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蔡氏之於書法，用功頗勤，諸體兼修，然僅行書、小楷、草書見稱，見解雖高，而力學不至，天分缺耳。又，風韻，本指人的風姿韻致，借來評淪書法，用意近似。在於蔡氏，其韻本指晉字的“風流蘊藉之氣”，是人書合一的藝術靈性。與生動，是充溢著人文精神的自在與灑脫。唯其用語自時俗而來，遂轉化為具有時代痕跡的新意，能夠與晉唐媲美的北宋書法，即本之於此。
評宋代書法，馮班《鈍吟書要》有“用意”之說，梁巘《評書帖》有“尚意”之說。其前，項穆《書法雅言·書統》於宋代雲“意氣精神”，較清人之評為詳，也更準確一些。蘇軾《跋漢傑畫山》有“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之語，觀士人書，亦當如是。杜甫《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有“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句，可為蘇軾語註腳。
意氣精神來自於人。晉唐之“象人”的努力，是移人人書，儘可能地使書法具有理想、普遍的人格之美；宋人務使書法“象我”，象具體、實在的書家自我，具有真實的個性人格之美，不承擔社會義務，工拙還在其次。比較而言，宋人書法中的“韻”，包括外在的風姿意態、藝術個性及品格等可視、可以感知玩味的美，旨在雅俗，而歸結在人；“意氣精神”來白對人的總結，位居字外，屬於形而上的思考，諸如書家的天資學養、性情操韻等，凡可作用於書法者，均在其中。黃庭堅《跋周子發帖》雲：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炎。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之罪，非學不盡功也。
病韻的原因是讀書少，讀書少則胸次不高，昧於識見，是以意氣精神無由生出，風流儒雅無從見於筆端。
這裡面有一個誤區：蘇軾道德文章、詩詞書畫，事事皆第一流，富天資、真性情居中起到重要作用。蘇軾《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所言“退筆如山來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旨勉勵後學，勿忘其本。黃庭堅作為蘇軾門生，從蘇字中體味到“學問文章之氣”，即以讀書為萬靈藥方，兼及書法與人，是片面的。其實，比肩蘇軾道德文章者未必善書，如果缺少天資、性情等必要的轉化媒介，雖名賢宿儒亦必拙於筆墨，或不免於俗。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雲：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又《記潘延之評予書》雲：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跡，乃知為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子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唐賢顏筋柳骨，集古出新，功在字內。蘇軾學顏，取其厚重平實，覆上溯鑊工，妙出字外，卓然而成北宋後期書法的表率。
黃庭堅遊於蘇門，而書法極重個性，《以右軍書數種贈邱十四》中“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詩句，可以作為其藝術追求的真實寫照：與蘇軾相比，蘇字才高氣華，功力稍遜；黃字功力過之，而才氣小劣；蘇字須觀字外之妙，黃字美在字內之奇；蘇字意足，黃字韻勝；蘇字妙盡滅然，無意於佳而佳；黃字姿媚百出，有意於是，而果然如是。與古人相比，蘇’多“不踐古人”I而未遠，片人，僅以歌側肥密為異；黃字力學古人，而行、草皆大逾其制，且草書以慢筆開奇境，行則風姿綽異，均能標置成體，直逼古賢。與蘇、黃鼎足而一的米莆，道德文章皆不足稱，但其醉心翰墨，熔鑄古今，終以書名而著青史。米書始於“集古字”，其力學前賢、得用筆之妙，可以方之山補；其字面目多變，鋒芒所向，神氣完足，此為蘇黃所不及。蘇黃均正人君子，作字有其顧忌；米莆率性以顛，筆挾風雨，不待酒釀，而意氣縱橫。所謂“意足我自足”“刷字”匆，均其傳神之語。
在宋四家蘇、黃、米、蔡之外，工書者還有沈遼、蔡京、蔡卞、薛紹彭、宋徽宗等。其中蔡京以奸位而身謝藝衰，徽宗以能草書和創瘦金書而垂名後世，餘則為蘇黃米的光輝所掩，罕見其傳。宋徽宗即位以後，恢復書學，後人翰林院書藝局，復改置書藝所，招收生徒頗眾。惜崎嶸薄暮，還沒有所作為，即隨著金人的南下而煙消雲散了。
宋室南渡，書法承前代餘緒，為小康局面。高宗酷肖乃父徽宗，政治無術，畏敵如虎，卻醉心翰墨，耽於書道。其書學黃，因以解除黨禁，復學米，遂使蘇、黃、米屯家貴重於時，學者風從，不無可觀。後乃力學魏晉，限於天分，未克大成。其時學蘇者如趙令畤、劉煮，學米者如王升、米友仁，堪稱翹楚。個性較強者如朱敦儒、陸游、范成大、朱熹、張孝祥、虞允文、吳據、白玉蟾、張即之、趙孟堅等，雖不能盡去前賢烙印，要亦能楚調自歌，不謬風雅，備具宋人書法氣息。
比較而言，北宋前期書法的蕭條，出自人為的輕忽，缺少必要的社會環境。後期賴歐陽修、蔡襄的鼓吹與實踐，蘇、黃、米比肩而出，驟然掀起滔天巨浪，此固然為英傑能事，而歐、蘇、黃之次第的師生關係和影響，也在發揮重要作用。米帶曾得蘇軾指點，叮為夾輔。這是一個以蘇軾為核心的書法群體，短短几十年的輝煌，即足以躋身於晉唐勝流。南宋得蘇、黃、米之書法創意的啟迪，心性眼界均勝於北宋前期，縱無大家，而餘瀾可觀。
從歷史上來看，漢、唐書法密切聯絡實用，都是“官本位”。東晉南朝書法，由魏晉風度引發士大夫清流時尚，實用的重心建立在世族文化基礎上，書法成為比。義風雅的象徵。北宋時期，從前賢學書於晚年的賦閒消日，到後哲的技道兩進，完成了書法脫離官本位之後的“文人化”轉變和發展。這種發展，是書家個體寫志抒情、寓心適意、不帶社會功利色彩的清娛雅好，是文人士大夫假於外物的修身形式，人與書再度被統一於風雅，實現自江左清流群體時尚風流到宋代書家個體藝術風流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