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禪師塔丨舊時王孫，唐塔遺存

在偏處運城市鹽湖區西北郊的寺北村，有一座唐代古塔——泛舟禪師塔。村名“寺北”，因此處原是唐代報國寺的所在地，寺宇早毀，唯塔獨存。泛舟禪師是報國寺的僧人，不過這位禪師身份有點特殊，加上這座塔是留存至今的罕見唐代單層圓形塔，雖體型小巧卻早躋身於中國名塔之列。

不過關於此塔的建造年代和泛舟禪師的身世，網上各處資料描述都不一致，有些官方介紹錯漏百出，更有甚者，有些內容是完全的張冠李戴，互相傳抄，不加辨別，以訛傳訛，此處一併對舛誤之處略加勘正。

村中的標語

唐代單層圓形塔的孤例？

車行村中，遠遠圍牆外就能看到塔尖，塔院常年有人值守，似乎就在院中居住，門口還寫著值守人的電話，以便聯絡。進院正對著的是文保碑，有一塊1960年運城縣的“文物古蹟保護標誌”，稱此塔為“報國寺磚塔”，當時即要求“如在塔周圍十公尺以內興工動土時，須經縣人民委員會批准”，可見當時對此塔的重視。

從碑向左望，即為此次探訪的主角——泛舟禪師的高階墓塔。

運城境內古塔遺存眾多，如新絳龍興塔、安邑太平興國塔、芮城壽聖塔、臨猗雙塔、永濟鶯鶯塔，都是稜角分明直插雲天，需抬頭遠觀才能見全貌。而泛舟禪師塔身量不大，只需找個高處踮腳，平視就幾乎能把上下通覽。

泛舟禪師塔從外形上分類屬於單層亭式塔。梁思成在其《中國建築史》中曾說，“

除天寶間之淨藏禪師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為正方形。如有內室亦正方形。

”這話如今已被證明太絕對了。存世的唐代磚石古塔中比較知名的如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登封法王寺塔，以及大理三塔中最大的千尋塔等，都是方形的，但除梁思成提到的淨藏禪師塔外，六邊形、八邊形唐塔也都有例項可見。

單層八角形的淨藏禪師塔，建於唐天寶五年（746年）

在一眾多邊形塔中，如泛舟禪師塔這樣的單層圓形塔，較為罕見，在浮屠世界中顯得別有風姿，透過其質樸渾厚的外形，給人一種融和寬張的感覺。

但罕見並非特例，很多介紹資料裡就此講這塔是唐代單層圓形塔的孤例，恐怕未必。

莫高窟盛唐217窟圓形塔

單簷塔在早期並不少見，莫高窟壁畫中多處可見造型多樣的單簷塔。實物中，除泛舟禪師塔，運城還有一座

招福寺禪和尚塔

，從資料照片中可以看出，一樣是單層圓形塔，塔上銘文記載為唐鹹通七年（866年），可惜這座塔今已不存。

招福寺禪和尚塔，建於唐鹹通七年（866年）

運城永濟縣有一座

棲巖寺故大禪師塔

，據記載建於唐天寶十三年（754年），也是單層圓形塔。此塔銘文有啟功加持，名重一時，早先破敗不堪，如今已修葺一新。

棲巖寺故大禪師塔，建於唐天寶十三年（754年）

棲巖寺故大禪師塔銘，啟功藏本

五臺佛光寺附近有一座志遠禪師塔，梁思成、林徽因曾探訪並留影，從舊照片上看也是單層圓形塔。此塔如今仍在原處。

志遠禪師塔，建於唐會昌四年（844年）

細看泛舟禪師塔

泛舟禪師塔佇立在圓形的磚基上，大致可分成塔基、塔身、塔頂三個部分，高約十米，每部分高度約佔三分之一，除塔身、塔頂有一部分夾用石料外，大部分用磚砌成。讓我們從下往上細細看來。

塔基

為圓柱形，由上到下略有收分，高約三十餘層磚。

塔身分為須彌座、塔室、出簷三部

，須彌座從臺基上砌，逐層收進；再上為束腰，周圍一圈很矮的蜀柱，柱與柱之間分隔成壺門小龕，這些小龕排列得非常密集，很是美觀。蜀柱之上為上枋。

須彌座之上為塔室，由八根倚柱將圓周面平均分隔成八面，正南面闢門，通向塔心室；正北面嵌塔銘；正東、正西兩面上為磚雕假門，假門上雕刻出乳釘、門鎖。四個側面上雕刻破子直欞窗，這種門窗形式為唐代建築常見的形制。但泛舟禪師塔並未作出更多的仿木結構，倚柱平直，沒有刻意模仿出圓柱形，也沒有像淨藏禪師塔一樣作出仿木斗拱。

接著往上，是極為漂亮的塔簷。疊澀十一級出簷，最下面還有一圈菱角牙子，最上面兩層是仿木結構的簷椽、飛椽和滴水。塔簷的疊澀層帶有明顯的內凹曲線，極其俏麗。整個塔簷探出深遠，遠超出塔身，亦大於臺基，舒展之極。

塔頂分塔蓋和塔剎兩部分

，塔蓋在簷之上，逐層收進，形成反疊澀收縮，如一般的屋面狀。正中為塔剎，共分六層，下面兩層山花蕉葉，下層山花蕉葉之上有較高的覆缽，再上為一層覆蓮和一層仰蓮，再上為一層火焰，層與層之間收進作束腰狀，有雕刻，火焰之上為一顆寶珠。

從塔基、塔身，再到上面的塔頂，一張一縮，節奏變化中盡顯玲瓏之姿，整體風格不逞奇巧而顯古拙端莊。

從塔銘談人與事

在泛舟禪師塔塔身正北一面，嵌著一方《

安邑縣報國寺故開法大德泛舟禪師塔銘

》，塔高而模糊，現場無以辯讀，不過此塔銘曾見於孫星衍、邢澍的《寰宇訪碑錄》、夏寶晉的《山右金石錄》， 並經胡聘之的《山右石刻叢編》著錄，並不難找，網上也有拓片可見。

塔銘拓本高近一米，寬七十釐米，

罕見地從左往右豎行書寫

。塔銘中有一塊剝落破損，有的介紹裡說是“文革”時期紅衛兵持槍射擊所致，但翻看清人所編的《山右石刻叢編》，中間所缺字正是殘損之處，可見此處殘損早在清代就有，絕非近代所致，此說只怕是無知誤傳。

塔銘為“承務郎富士康河中府虞鄉縣令袁允撰”，“文林郎前富士康饒州參軍薛穎書”。袁允除此塔銘外，《全唐文》中另有兩篇賦收入，也算一時文士。

銘文記載了塔的來歷，主要涉及人物有兩人，一位是中唐平亂重臣曲環，一位則是泛舟禪師本人。

塔銘開篇就介紹了泛舟禪師的出身：“禪師皇之姓指樹，釋之號泛舟，調御大夫以太子踰城，故師以王孫脫屐。叔祖玄宗，祖邠王，貴可知也”。

泛舟禪師出身皇家，祖父為邠王李守禮。李守禮是章懷太子李賢次子，就是唐高宗李治的孫子，和玄宗李隆基是同祖父的堂兄弟。

李守禮史稱姬妾很多，有兒子六十餘人，名字見於《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的，就有十九人，銘文裡沒有說出他父親的名字，因此無從知道屬於哪一房。雖然史書無載，但泛舟出身皇家應無可懷疑，畢竟此塔為唐代所建，恐怕不會有人膽敢冒充本朝皇家子孫吧。

報國寺則是出自曲環的資助。曲環，正是本地安邑縣人，在新舊唐書裡俱有傳。史書稱其“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

天寶中便隨哥舒翰征戰，曾參與平安祿山史朝義、破吐蕃、平李納、平李希烈等等戰事

，戎馬一生，累立軍功。做好多處節度史。曲環告老還鄉後，資助建造起報國寺。塔銘中記載：“貞元五年，陳許節度使曲公富貴還鄉，霜露逾感。輸金買地，營寺酬恩”。並請來泛舟禪師興宗開法。

貞元九年，泛舟禪師圓寂。塔銘中關於這個年代的記載有矛盾之處，後文中又說泛舟禪師“生於己卯，滅於壬申，僧臘三十四”。貞元九年的干支是癸酉年，而壬申是貞元八年，和前文略有矛盾。考慮到塔銘的撰寫是在二十多年後的長慶二年，可以推測壬申的干支推演有誤的可能性更大，例如《淨藏禪師身塔銘》：“天寶五載，歲次丙丁”，竟將“丙戌”誤為“丙丁”，因此泛舟禪師於貞元九年（793年）圓寂也許更靠譜些。由此上推己卯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則圓寂時五十四歲，以“僧臘三十四”計算，是二十歲出家的。

泛舟禪師圓寂在貞元九年（793年）正月十六

，塔銘是長慶二年（822年）所鐫，前後相距二十九年。那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這座塔究竟建於何時呢？這也是網上資料各異的地方。

泛舟禪師塔的建造規格極高，塔銘中記載：“曲公以上將營護，陝伯姚公以日俸備供，邑宰崔君躬飭吏辦……遵大師躊躇之選，窆於寺之春率，建窣堵波……”。曲公即曲環，“陝伯姚公”指的是同州刺史、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也是唐史上有傳的名臣顯要。畢竟是王孫出身，即使出家，亦高人一等，有曲環、姚南仲這種等級的加持，有地方政府領導的親自督辦，還有弟子們的盡力操持，在禪師生前指定的地方，興工建造這樣秀麗的墓塔“以為瞻慕思惟之向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

泛舟禪師塔的建造時間是唐貞元九年（公元793年）

基本可以肯定。

可能有人會問，如果塔建在貞元九年，為何要到二十九年後的長慶二年才刻塔銘，此時曲環、姚南仲早已下世。其實

先建塔立石，後刻塔銘是唐代常有的事

。以玄奘塔為例，塔建於總章二年（669年），當時大概並未刻塔銘，太和二年（828年）重修塔身，直到開成二年（837年）才由劉軻撰文，四年（839年）五月十六日才書丹，此時上距建塔之日已過了一百七十年，距離重修也已十一年。至於唐人在葬後數年，甚至於數十年之後，才刻神道碑的事，更不勝列舉。

因此，泛舟禪師圓寂後近三十年後，袁允撰塔銘並刻刊，有敘往追思之意。“蓬戶朱門，躍翥愛恩，精微潔淨，登得禪聖，神本將形，不為形使，

神去形留，水過停滓，滓亦無滓，塔亦無塔

，尊教敬師，傳者斯答”。

歷盡千餘年滄桑之後，宏偉的報國寺蕩然無存，舊時偉跡，先賢閎休，俱為塵埃，只有古塔遺存，偏居一隅，無語見光影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