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的人生，為什麼被莊子嗤之以鼻

人應當如何生活？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思考和爭論的一個問題。在百家爭鳴的先秦時期，思想家們都很踴躍地參與了這個問題的討論，形成了有很大影響的四種類型。孔子認為，人應當仁、義、禮、智、信地生活；墨子認為，人應當“兼愛”、“節用”地生活；楊朱認為，人應當珍重自已、“不以物累形”地生活；老子、莊子則認為，人應當順應自然、“與天地為一”地生活。

老子、莊子都是後人的尊稱。在先秦古籍中，老子的真名是老聃，莊子的真名是莊周。老聃生活在春秋末期，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大學問家，所以孔子曾向他問禮、問道，算是孔子的老師輩人物。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宋國蒙人，寧願在當地做“漆園吏”，也拒絕楚威王的厚幣禮聘；學問博大而宗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今存《莊子》一書，其文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形式，表達老、莊思想。今天，我們就選取其中的三則寓言故事，感受一下老、莊關於生存理念、處世態度、處事方式的生活智慧。

“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

有一個寓言故事，在《莊子》一書中出現了兩次。一處在《大宗師》篇；另一處在《天運》篇，詳細記載了老聃講這個寓言的前因後果。

在《莊子》一書中，記錄了老聃與孔子之間交往的許多事蹟，一般都是孔子問、老聃答。唯獨有一次，“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在孔子想來，老聃雖然知識淵博，能給自己傳道、講禮，但是在“仁義”問題上，自己學有專長，可以與老聃講一講。不料，卻遭到老聃的一番批評：就象播糠時糠屑眯目以致天地四方莫辨，蚊蟲虰咬以致通宵難眠，仁義同樣嚴重擾亂人心。緊接著，老聃給孔子講了一個寓言故事：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寓言中包含兩種場景，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生存理念。前一場景是兩條魚在泉水乾涸成為陸地的情況下，各自以口中的溼氣和涎沫滋潤對方，以延續對方的生命。當滅頂之災來臨之際，將僅有的一線生機留給他人，人與人之間的“仁義”關懷到了極致。後一場景是兩條魚生活在江湖之中，從不會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溼氣和涎沫去滋潤對方。當生活在最適合生存的環境裡，不存在任何生存危機的狀態下，人們就會忘掉相互之間的“仁義”關懷。

對這兩種場景，兩種生存理念作一比較，我們可以感受到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如此的明顯：前一場景是一種極端惡劣的生存狀態，即便“相呴以溼，相濡以沫”，所能維持的生存質量必然很低，也很難長久地生存。後一場景是一種最適宜最自然的生存狀態，每一個個體都保持著最理想的生存質量，個體之間毋須相互關懷。

在老聃看來，孔子自鳴得意的“仁義”思想，是建立在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基礎之上的一種生存理念；這種教化越盛行，說明人們所處的生存環境越惡劣。所以，老聃並不欣賞孔子“語仁義”，倡導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應該如同魚兒在大江大湖裡那樣，生活在最適合生存的環境中；在那種環境下，很愜意地生活的人們，不需要相互之間的關懷救助，社會也毋須進行“仁義”教化。這種“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才是人們應該持有的，並且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積極主動地尋找、營造一個最適合人生存的社會環境。

老聃將“相濡以沫”的“仁義”教化，比喻為“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人已經逃走，才敲打著鑼鼓去尋找，不亦晚乎？

聽了老子關於“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孔子驚羨得“口張而不能嗋”；回到住處，連續三天不說話。

若干年之後，老聃騎著青牛出函谷關（一曰散關）西去，應關吏尹喜所請，撰寫了《道德經》一書。該書第八十章，將“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環境定性為“小國寡民”，其生存狀態令人嚮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麼最適合生存的環境必須是國家小、人民少？老聃所處的春秋末期，正是那些人口眾多的“千乘之國”，不安於現狀，時時都想發動侵略戰爭，侵吞他國土地財物。一旦國家小人口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國與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也就打不起來了。吃得香甜，穿得美麗，住得安適，過得愜意，這就是人最適宜的生存環境。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是對小國的描述。各個小國的人民都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從未動過去幫助別國人民或尋求別國人民幫助的念想和行動。這正是老聃倡導的“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藍圖。

然而，老聃的這一為普天下人謀幸福的生存智慧，並沒有被當時熱衷於爭霸圖強的大國諸侯們所接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完之後大魚之間殊死相殘的戰爭，愈演愈烈。戰國末期，秦趙兩國的“長平之戰”，書寫了中國戰爭史上最殘酷的一頁：戰敗的趙國四十萬年輕將士，被秦國軍隊統統活埋致死。

在老子的智慧面前，讀書的文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症，曲解老子“絕仁棄義”的主張和“小國寡民”的理念。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將老子倡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小國寡民”生存理念，斥之為開歷史倒車的“奴隸主階級的最後悲鳴”。

“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

第二個故事，記載於《莊子》一書的《秋水》篇中：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我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與莊子同遊於濠梁之上的惠子，就是曾在魏國執政十二年的惠施，因為秦國間諜張儀的挑撥離間，剛剛走下政壇，與莊子交好，討論學問。據《莊子》中的《天下》篇所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現代人往往用“學富五車”來形容一個人的學問大，其源蓋自於惠施，可見其學問之廣博。他曾將自己的十個命題，告示所有喜歡名辯的學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紛紛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辯題，“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將激盪三百年的先秦名辯思潮推向頂巔狀態。

但是，莊子與惠施的這一場“濠梁之辯”，在中國哲學史上，無疑是一次更經典、更精彩的論辯，二千多年來始終為學術界所津津樂道，經常有學者充當他們的評判人。

從邏輯角度考量，惠施的推論是合理的。這位學富五車、以譬喻著稱的邏輯學家，遵奉的是“異類不比，說在量”（後期墨家語）的類比原則，不同的類，衡量標準不一樣，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論。魚與人分屬不同的類，兩者之間不能進行由此及彼的推論，由遊於濠梁之上的人的快樂心情，推論水中出遊從容的魚也是快樂的。在論辯過程中，惠施又從“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推論“子固非魚，子之不知魚之樂”，也是合乎推理規則的。相反，莊子在論辯過程中，卻犯了一個自語相違的邏輯錯誤：他的第一個反駁語“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肯定了惠施不知道莊子知魚之樂。第二個反駁語，卻又肯定惠施知莊子知魚之樂，從而對“安知魚之樂”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解釋。

從哲學角度考量，莊子的“知魚之樂”，是其“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處世態度的必然結果。在莊子看來，包括人在內的世間萬物，都是道的具體而微，所謂“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因此，人與魚兒之間是相通的，並沒有截然分割的區別。人能感知魚，魚也能感知人。魚是否快樂，人當然能感知。

為了證明人類與萬物之間的相通性，《莊子》的《齊物論》篇中還記載了一個莊周夢為蝴蝶的故事。究竟莊周夢為蝴蝶，還是蝴蝶夢為莊周？雖然兩者可以相通而能互化，但是莊周與蝴蝶，畢竟有所區別。這種既看到人與萬物之間的相通性，又看到人與萬物之間存在差異性的哲學思維，使得莊子的處世態度，能夠順應自然而又超然物外；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同時，又不敖倪萬物。

有了“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就能從道的層面看世界，將物無貴賤的理念自覺地轉化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中去，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可能。平等，從道的層面獲得了保證；不僅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為易事，人與物之間的溝通也有了基礎。生活，變得那麼輕鬆、舒暢；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難以攀登的高度。

就象莊子能感知魚兒的快樂與否，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處世態度，必然能增強我們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

“遊刃有餘”的處事方式

第三個故事，記載於《莊子》的《養生主》篇中：

有一位姓丁的廚師替文惠君宰牛，宰牛時的手、肩、足、膝呈現的姿勢，優美如古代的舞姿；進刀分解牛體發出的聲響，美妙如古樂的韻律。文惠君禁不住喝彩：“好極了，技術怎麼能夠達到如此境地！”

丁廚師放下屠刀回答說：“我愛好的是道，已經超越了技術。我剛開始宰牛時，所見無非是一隻牛；三年之後，就不是見到整隻牛了。如今，我只需心領神會而不用眼睛觀看，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聽從於心神的引導；按牛體的自然結構，批開筋肉的間隙，進入骨節之間，順著固有的路線進刀，經絡盤結之處暢行無阻，更不要說大骨之間了。好的廚師一年換一把刀，他們是用刀去切割筋肉。家裡的普通廚師一個月換一把刀，他們是用刀去砍骨肉。我這把刀已經用了十九年，分解的牛有數千頭，而刀刃之鋒利，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樣。因為牛的骨節之間是有間隙的，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幾乎沒有厚度的狀態，以沒有厚度的刀刃進入有間隙的骨節，當然是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了。所以，這把刀用了十九年，仍象新磨的一樣鋒利。雖然如此，每當遇到筋骨盤結之處，我知道不容易行刀，便小心翼翼，眼神專注，手腳緩慢，動刀甚微，便骨肉相離，如泥一般潰散於地。我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然後把刀子擦淨收藏起來。”

文惠君道：“善哉！聽丁廚師之言，得養生之道了。”

莊子在這個故事之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順應自然規律，“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接著講“庖丁解牛”故事，闡述養生之道的最高境界：順應自然。這個寓言講述的不是順應自然的理念，而是順應自然的一種具體方法：以無厚入有間，恢恢然遊刃有餘。

遊刃有餘的最大功用，就是刀刃與牛骨不發生磨擦。涉及養生，是在日常生活中，儘量避免人與自然界、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磨擦”。《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最是個多心的人”，既抱怨自然界中的風霜雨雪對自己身體的摧殘，又抱怨外婆家長輩們的不照應，與寶玉、寶釵等兄弟姐妹之間也磨擦不斷，以致本來就嬌弱的身體，愈發衰弱，年僅十幾歲就終結生命。想必曹雪芹是贊成莊子的“遊刃有餘”處事方式，才將林黛玉作反面的教材，告誡世人凡事都要從“遊刃有餘”上下功夫，方能保身全性，養親盡年。

“遊刃有餘”的養生方式，後來沿用到了對世事的處理，成為一種體現能力的最佳處事方式。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區別於莊子“遊刃有餘”的處事方式，一度成為世人追慕的典範。這種處事方式，名為“鞠躬盡瘁”，源自諸葛亮的《後出師表》：“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這是一種不辭勞苦、貢獻一切的處事方式。諸葛亮受先帝劉備的知遇之恩，竭力輔助劉禪實現北伐曹魏、恢復漢室之夢。他也知道曹魏之強大，滅魏復漢成少敗多，因而又作“死而後已”的表白。並且明確表示，成敗勝負，不是自己所能預料。由此看來，“鞠躬盡瘁”這種處事方式，就工作態度而言，值得肯定；就辦事效果而言，難免懷疑。“死而後已”，勇氣可嘉，卻有不負責任之嫌。後一句話，更表現出“鞠躬盡瘁”原來是一種缺乏信心的處事方式。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鞠躬盡瘁成為諸葛亮屢敗屢戰的充分理由，以致擁有“天府之國”自然資源的蜀國，在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中，第一個被淘汰出局。

與“鞠躬盡瘁”相比較，“遊刃有餘”的優點顯而易見：這是一種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注重工作效率的處事方式，因而對其結果充滿信心。在今天的社會里，“鞠躬盡瘁”的處事態度應當讚賞，“遊刃有餘”的處事方式更應提倡。

從“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一直到“遊刃有餘”的處事方式，有一條主線一以貫之，這條主線就是“順應自然”，即遵循自然法則。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法則。與之相比較，儒家“相濡以沫”的生存理念，“三綱五常”的處世態度，“鞠躬盡瘁”的處事方式，脫離了自然法則，具有“偽”即人為的特點。這正是我們重新矚目老莊智慧，認真思考應該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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