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雪菡：南宋高宗御書《孝經》刻石考論丨202108-99（總第1763期）
摘要
南宋紹興九年（1139），詔準秦檜以高宗御書《孝經》刊石。十三年，從秦棣議以拓本頒賜各地州學。十四年，從汪勃議命各地州學以御書《孝經》刊石，並以拓本頒賜當地官員、學生。當時至少有五州二府二軍落實此事。高宗刊刻御書《孝經》的政治動因在於表彰聖孝，平息紹興和議帶來的謗議。學界認為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僅存殘石，筆者近於陽新縣博物館發現了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完整實物，且石刻後附有久佚的秦檜跋。透過校勘發現，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來自唐玄宗本《孝經》，是研究《孝經》文字演變不可或缺的一環。新發現的秦檜跋也啟示我們，應當改變“南宋太學石經”中沒有《孝經》的傳統認知，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當入“南宋太學石經”之列。
作者簡介
吳雪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經學文獻、宋代目錄。
南宋紹興年間，曾以高宗御書真草《孝經》刊石，這件事在《宋會要輯稿》《玉海》等史籍中有零星的記載。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有其重要價值，可與同是高宗御書石經的“南宋太學石經”並舉。遺憾的是，近代對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做研究者，僅張國淦之《歷代石經考》。其《南宋石經考》後附《高宗真草孝經》，透過脞錄史志資料，指出五地州學曾以高宗御書《孝經》刊石［1］，但是並未展開討論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各個方面。
由於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相關研究匱乏，學界論及此事，往往產生淆亂。如王玉德以為：“高宗宣示呂頤浩等御書《孝經》刻石，賜見任官及學生。”［2］其實高宗御書《孝經》刻石與呂頤浩無關。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雲：“據《湖北金石志》等南方金石志載錄，近代僅存湖北興國州學刻立的一件地方石經殘石。”［3］“地方石經”，即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筆者透過實地走訪，發現這件僅存的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並非“殘石”，缺少部分其實見於《魯國之圖》碑後。另外，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後附秦檜跋文。此跋在《三巴孴古志》中錄有殘篇，楊守敬等學者以為全篇已佚［4］，而筆者在《魯國之圖》碑後發現了紹興九年秦檜刊《孝經》的完整跋文，可補史載之闕，也有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高宗御書《孝經》的刊石過程、意義價值。
本文考輯相關史料，結合陽新縣博物館藏興國軍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對高宗御書《孝經》的刊石過程、刊石原因、存佚情況、價值等問題進行探究，以供學界參考。
一、宋高宗御書《孝經》的刊石過程
高宗御書《孝經》刻石的完整過程，其實包括秦檜刻石、州學刻石兩個步驟。由於高宗多次書寫、頒賜《孝經》，易誤判刊石所據底本。且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實物多已佚失，前輩學者沒能看到秦檜跋文。因此，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刊刻過程未得到系統的梳理。今將其刊刻過程梳理為三個階段。
（一）紹興九年（1139）六月十三日，高宗以御書《孝經》賜秦檜，秦檜力請刊石。刊石自六月十四日始，至十月一日竣工。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雲：“宰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5］大體描述了事件的原委，高宗以御書《孝經》賜秦檜，又在秦檜的再三請求下，同意將此御書《孝經》刊石。至於這次御書《孝經》的頒賜是在何時，諸史所載略有分歧，詳見表1：
表1
《宋會要輯稿·崇儒六》
（紹興九年）六月十三日。宰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6］。
《玉海·聖文》
（紹興）九年六月辛丑。書《孝經》賜秦檜。十三日庚戌。一雲辛酉。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7］。
《玉海·藝文》
（紹興）九年六月十三日辛酉 ，宰臣檜乞言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8］。
以上三說，皆雲秦檜是在紹興九年六月十三日，請以高宗御書《孝經》刊石，只是紀日干支有別：一雲“庚戌”，一雲“辛酉”。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九年六月朔日干支為“已酉”，則十三日干支為“辛酉”，紹興九年六月並無“辛丑”日、“庚戌”日。另外，新發現的興國軍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後附秦檜跋曰：“紹興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書《孝經》賜臣檜……敢請用故事刊諸琬琰，以布宣主德。”據此，高宗頒賜御書《孝經》、秦檜請求刊石，皆在紹興九年六月十三日辛酉。《玉海·聖文》既雲“六月辛丑”，又云“十三日庚戌。一雲辛酉”，疑是拼湊多種史料所致，當以原石所云之“辛酉”為是。秦跋又云：“越翼日壬戌鳩工，十月戊申告成。”據此，知次日（六月十四日壬戌）即延請工匠，至十月一日（戊申）刻訖，歷時三月有餘，計一百又七日。需要注意的是，紹興九年的高宗御書《孝經》刊石，只是秦檜的個人行為，尚未推廣至全國的州學。
（二）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從湖州守臣秦棣所請，頒秦檜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拓本於各地州學。
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十三年，知湖州秦棣提議以御書經史“墨本”頒賜天下州學［9］。正月二十五日准奏施行。《宋會要輯稿》雲：“（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詔親書經史，令戶部尚書張澄將行在見有墨本，先次計置，頒降施行。”［10］至於具體頒賜了哪些“墨本”，《玉海》雲：“（紹興）十三年，頒御書《孝經》《周官》《中庸》《羊祜傳》於天下州學。”［11］可見頒賜天下州學的“墨本”中有《孝經》。那麼這個《孝經》“墨本”，又是哪個本子呢？
筆者認為，這個《孝經》“墨本”，即紹興九年秦檜刊石的高宗御書《孝經》拓片。原因有二：其一，檢諸史籍，紹興十三年之前的高宗御書《孝經》刊石，僅紹興九年一次。其二，結合史志資料及實物來看，建康府學、遂寧府學、興國軍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之後，皆有紹興九年的秦檜刻石跋文（詳見下文）。
（三）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從御史汪勃所請，命各地州學以紹興十三年所賜高宗御書《孝經》拓本刊石，並以拓本頒賜當地官員、學生。
《玉海》雲：“紹興賜御書《孝經》。十四年七月辛未，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系籍學生。時已頒於郡庠殿中。”［12］所謂“時已頒於郡庠殿中”，指前一年（紹興十三年）已將御書《孝經》頒賜天下州學。高宗御書《孝經》頒賜之後，各地州學多置御書閣中妥善儲存，流傳並不廣泛。直到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方命各地州學刊石，並以拓本頒賜當地官員、學生。此事乃御史汪勃之提議。《宋會要輯稿》載汪勃雲：“竊觀陛下萬機之餘，親寫《孝經》……乞令諸郡募工摹刻，自郡達縣，自縣達鄉，皆使家藏而戶曉，庶幾普天之下，風俗曠然而大變。”［13］汪勃提出，刊刻御書《孝經》，可以改易民間風俗。
目前還不知道當時有多少州學遵詔將高宗御書《孝經》刊石。筆者爬梳史志，考定至少有五州二府二軍曾以高宗御書《孝經》刊石，其中僅常州學、湖州學、建康府學、遂寧府學、興國軍學五處的刊刻時間、主持官員可以考知。總體來看，刊刻時間一般是在紹興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間（詳見下文）。
二、宋高宗御書《孝經》的刊石原因
高宗在位期間，時常書寫、刊刻、頒賜儒經。高宗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與其熱衷的書法藝術、自發的儒家修養有關。《玉海》載高宗語，謂：“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14］另一方面，高宗也有深層次的政治考慮，即透過頒賜儒經，傳達一種“崇儒重道”的政治理念，促進南宋初年統治秩序的構建。
值得深思的是，眾經之中，高宗尤其推重《孝經》。僅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玉海》《宋會要輯稿》，便有三次高宗書寫、頒賜《孝經》的記錄：紹興二年八月賜宰執，紹興七年九月賜向子諲，紹興九年六月賜秦檜。正如《皇宋中興兩朝聖政》所云：“若《孝經》之賜者，不可概舉。”［15］此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冊》絹本［16］，其上即有宋高宗親自抄寫的《孝經》。紹興十三年頒賜天下州學的御書有《孝經》《周官》《中庸》《羊祜傳》，但次年僅以《孝經》刊石，更突顯了《孝經》在御書諸經中的獨特地位。高宗如此重視《孝經》，自然有其深層次的政治動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過御書《孝經》刊石，宣揚聖孝，從而平息反對宋、金議和的言論。
高宗一朝，面對宋、金
對峙局面，朝廷內部分裂成了勢如水火的主和、主戰兩派，而高宗主張講和。如何消弭兩派間的矛盾，達成宋、金議和的共識，成為一個政治難題。紹興八年六月，高宗派遣王倫出使金國，商討議和事宜，但“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17］趙鼎旋即上書曰：“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為之……群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18］提出高宗可借“孝誠”來堵反對眾臣之口。高宗對趙鼎的提議深以為然，從此“孝誠”成了高宗主和的重要說辭。《皇朝中興紀事本末》雲：“（高宗）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早夜思深，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成者，為此也。”［19］我們不難推測，紹興九年六月那次《孝經》刊石，其實是紹興八年高宗決心與金和議的連鎖反應。雖說經過秦檜的“再三請，乃從之”，應當也迎合了高宗的心理。秦檜跋曰：“恭惟皇帝陛下，孝弟之至……俾小大之臣，比意同為，以贊聖治。”極力宣揚“孝弟”，也是對主和派道德準則、政治立場絕對正確的強調與迴護。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紹興和議達成。紹興十二年八月，徽宗梓宮、高宗生母韋后回朝。和議雖已達成，主和、主戰之爭，卻從未消弭。直至後世的朱熹，仍謂：“講和本意，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為苟歲月計。”［20］可見當時戰、和爭議之大。面對這種境況，宣揚“孝誠”仍是良計。因此紹興十三年正月，便以御書《孝經》拓片頒賜州學；紹興十四年七月，即詔令以御書《孝經》刊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載錄顯示了刊石的核心目的：“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監，果定和議於眾論鼎沸之中，極天下之至養。望降明詔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戶曉，以彰聖孝。”［21］所謂“眾論鼎沸”，可見當時反對宋、金議和的呼聲之高。而“以彰聖孝”，則突出了主和派的重要噱頭。由此可見，詔令各地州學以御書《孝經》刊石，真實目的在於平息反對議和的言論。正因如此，高宗御書《孝經》的刻石，自始至終都離不開主和派的積極推動：積極促成御書《孝經》刻石的是秦檜；奏請將御書《孝經》石刻拓片頒賜天下州學的，是秦檜的胞弟秦棣；而提議各地州學以御書《孝經》刊石的汪勃，則是秦檜擢用的“執政二十八人”之一［22］。
三、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存佚情況
紹興十四年七月詔令各地州學以御書《孝經》刊石後，有多少地方落實此事尚未可知。《經義考》中列出建康府學、湖州學、常州學三處［23］。《歷代石經考》增列廣州學、興國軍學二處［24］。筆者檢閱史志，又發現了太平州學、嚴州學、遂寧府學、江陰軍學四處。又，恭州學、興化軍學也被頒賜了高宗御書《孝經》墨本［25］，但具體刊石與否不可考。現將可考的九處儒學刊石情況介紹如下：
湖州學。《（嘉泰）吳興志》：“高宗皇帝御筆御書《孝經》。在州學。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守立。”［26］按：“張守”，當作“張宇”。據《（景定）建康志》：“（紹興）十四年甲子。二月二十二日……張守知府事。”［27］則紹興十四年，張守知建康府，不知湖州。張宇，字泰定，晉陵人。知湖州，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到任［28］。刊石時間當在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同治）湖州府志》雲“石佚”［29］。此刻今未見，蓋已亡矣。
常州學。《（鹹淳）重修毗陵志》雲：“高宗皇帝御書《孝經》石刻。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學御書閣。”［30］又云：“（淳熙）十四年（1187），林守祖洽建御書閣三楹，藏高宗所賜六經墨本、《孝經》石刻。”［31］林祖洽，字元禮，明州鄞縣人，淳熙十三年二月至十五年二月知常州。則立石時間當在淳熙十四年前後。詔令各地州學以御書《孝經》刊石是在紹興十四年，則該石或為林氏補刻。《（光緒）武進陽湖縣誌》雲“佚”［32］。此刻今未見，蓋已亡矣。
廣州學。《（道光）廣東通志》雲：“高宗真草《孝經》殘碑。經文不錄。存。”［33］目前《廣東碑刻集》《越秀碑刻》二書網羅嶺南宋碑較為詳盡，皆未涉及此刻。訪諸廣州學遺址、廣州博物館（廣州學碑刻多數遷置廣州博物館），亦未見此刻，蓋已亡矣。
（安徽）太平州學。乾隆間成書的《經義考補正》雲：“今安徽太平府有石刻《孝經》。一行真書、一行草書。不知何年、何人書立也。僅存《開宗明義章》《卿大夫章》。”［34］當即高宗御書真草《孝經》石刻，乾隆間尚存殘石。晚清民國間趙紹祖《安徽金石略》、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未著錄。此刻今未見，蓋已亡矣。
嚴州學。《（景定）嚴州續志》雲：“御書《孝經》、御書《賜學官詔》。右並立石大成殿。”［35］《（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僅錄“紹興御書籍田手詔碑”［36］。此刻今未見，蓋已亡矣。
建康府學。《（至正）金陵新志》雲：“高宗書《孝經》……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37］晁謙之，字恭道 ，其先澶州清豐人，南渡後徙居信州，紹興十五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八年三月知建康府［38］，刊石當在此間。《（至正）金陵新志》又云“經火不全”［39］，至《（乾隆）上元縣誌》則雲“今亡”［40］，知此刻元代已殘，清乾隆時已佚。此刻今尋訪未得，確已亡矣。
遂寧府學。《（雍正）四川通志》：“遂寧縣……宋徽宗御書《孝經》碑。真草分行。在學宮內。”［41］按：“徽宗”，當作“高宗”。遂寧縣，紹興間為遂寧府。此刻末署“左承議郎知遂寧軍府兼管勾公事臣蘇符立石”［42］，蘇符於紹興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知遂寧府［43］，刊石當在此間。《湖北金石志》雲：“昔過遂寧學嘗訪之，杳無片石。詢之學宮弟子，雲同治二年（1863）滇逆圍城，學在城外，毀矣。今學新修，董其事者無一好古之人。大約磨作階除，砌諸牆垣，兵燹洊經，古刻零落，殊可嘆也。”［44］此刻今未見，蓋毀於同治戰亂後［45］。
興國軍學。紹興十五年九月興國軍主管學事宋時刊。此刻今全存。詳見下文。
江陰軍學。《（崇禎）江陰縣誌》雲：“文廟在縣治東南，即宋軍學……知軍顏耆仲重修東序，拓泮宮外門，建御書閣。藏真宗《文宣王贊》、徽宗《付河北糴司御札》及大成殿額、《八行八刑碑》、高宗御書《孝經》。”［46］此刻今未見，蓋已亡矣。
為便讀者檢閱，列表2彙總於下：
表2
刊石地點
主持官員
刊石時間
目前存佚
1
湖州學
張宇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
佚
2
常州學
林祖洽
淳熙十四年
佚
3
廣州學
未詳
未詳
佚
4
（安徽）太平州學
未詳
未詳
佚
5
嚴州學
未詳
未詳
佚
6
建康府學
晁謙之
紹興十五年四月至十八年三月間
佚
7
遂寧府學
蘇符
紹興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間
佚
8
興國軍學
宋時
紹興十五年九月
存
9
江陰軍學
未詳
未詳
佚
興國軍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為今寰宇內之僅存者。另外，廣州學、遂寧府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雖已亡佚，但前人有較詳細的著錄，藉之亦可略見其狀。
（一）魯殿靈光：陽新縣博物館藏興國軍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
楊守敬《湖北金石志》雲：“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存。真草書。在興國州學。”又云：“止得其半。不知其為兩面刻，拓者遺其一面？或有兩石，一石已佚？均未可知。”［47］
興國州，紹興間為興國軍，今為湖北省陽新縣。楊守敬所見應為一半拓片，故生漏拓或已殘之疑慮。筆者實地尋訪，發現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尚存全石，解決了楊守敬的疑問。楊氏未見的部分，實在《魯國之圖》碑後。《魯國之圖》碑舊嵌興國軍學壁上，碑後刻的高宗御書《孝經》隱入牆中，未被發現。直到儒學拆遷，高宗御書《孝經》方顯真容，但是一直沒有引起關注。難能可貴的是，《魯國之圖》碑後還存有秦檜刻石的完整跋文，此跋《三巴孴古志》中只殘存數行，故一般認為此跋已佚，《全宋文》亦未收錄。這篇新發現的秦檜跋文，對於研究高宗御書《孝經》刻石的目的、過程有重要意義，茲錄於下：
紹興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書《孝經》賜臣檜。臣檜昧死言：臣不肖備位宰輔，玩歲愒日，無所云補。恭惟皇帝陛下孝弟之至，既通神明，乃以暇日書經十八章，真草相間，雲漢輝映。顧臣豈足以當大賜，敢請用故事刊諸琬琰，以布宣主德。俾小大之臣，比意同為，以贊聖治。又使鈆槧，諸生知九重萬幾之餘，無它嗜好，遊藝之勤，致精如此。其誰敢不勉以扶翼世教，為惠甚厚。制曰：可。越異日壬戌鳩工，十月戊申告成。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一司敕令臣秦檜謹記。
圖一：陽新縣博物館藏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後附秦檜跋文拓片（部分）
興國軍學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二碑全存，現已移入陽新縣博物館。情況如下：
第一碑。碑高200釐米，廣111釐米，厚22釐米。左側、下側稍有殘損。額題“御書孝經”四字，篆書，飾以龍紋。六截，截三十八至四十行不等，行九至十一字不等。一行真書，一行草書。第一截，《開宗明義章》至《天子章》，三十八行。第二截，《諸侯章》至《卿大夫章》，三十八行。第三截，《士章》至《三才章》“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真書，三十九行。第四截，《士章》“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草書至《孝治章》“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真書，四十行。第五截，《孝治章》“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草書至《聖治章》“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真書，四十行。第六截，《聖治章》“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草書至《紀孝行章》“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真書，四十行。碑另一面為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御撰《玄聖文宣王贊並序》［48］。
圖二：陽新縣博物館藏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第一石
第二碑。碑高194釐米，廣110釐米，厚13釐米。儲存完好。七截，截四十至四十一行不等，行九至十一字不等。第一截，《紀孝行章》“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草書至《廣要道章》“而已矣故欽其父則子悅”草書，三十三行。第二截，《廣要道章》“欽其兄則弟悅欽其君則”真書至《諫爭章》篇題草書，四十行。第三截，《諫爭章》“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欽安”真書至《應感章》“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真書，四十一行。第四截，《應感章》“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草書至《喪親章》“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真書，四十行。第五截，《喪親章》“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草書至《喪親章》文末，十七行。後刻“御書之寶”璽印。後刻秦檜跋文，十一行。第六截，秦檜跋文，十三行。第七截，宋時跋文［49］，十九行。碑另一面為紹興二十四年興國軍學教授俞舜凱刻《魯國之圖》。
圖三：陽新縣博物館藏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第二石
（二）碑誌留真：廣州學、遂寧府學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
廣州學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分為二石，原立大成殿，後亡。其中刻《廣要道章》以上內容之石，廢為井床，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平陽儀克中搜得，道光元年（1821）吳蘭修、吳應逵、黎應期、曾釗等將其立於府學明倫堂之東序，即《金石續編》《八瓊室金石補正》《（道光）廣東通志》所著錄者［50］；另外一石，應當刻有《廣要道章》以下內容及秦檜跋文，未見著錄，下落不明。關於碑的高廣，陸耀遹雲“石縱橫各五尺許”［51］，陸增祥雲“高四尺，廣四尺四寸”［52］，未詳孰是。廣州學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雖已全佚，但《八瓊室金石補正》詳述了第一碑五截的起訖、缺泐，據之可略窺其貌。
遂寧府學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乾隆）遂寧縣誌》雲：“五座，今存其四，在聖殿後。”［53］《三巴孴古志》雲：“四石佚其第二。《縣誌》以為五石存其四，誤也。”據此，遂寧府學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有四座，道光時僅存三座，佚其第二座。《（乾隆）遂寧縣誌》所云 “五座”不確。《三巴孴古志》著錄碑的形制“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三寸。四碑。碑四列。列三十行，行十字，字徑四分，真草相間。璽寸六分，四字。跋二十九行，行十一字，字徑四分。結銜六行，字徑三分，正書。額二行，四字，字徑三寸六分，八分書。”［54］《三巴孴古志》還據當時尚存三石之拓片摹寫，雖缺泐稍多，亦可大略見其狀貌。
圖四：《三巴孴古志》摹錄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部分）
四、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價值
“南宋太學石經”是中國古代七大官刻石經之一［55］，按目前通行說法，其中並不包括《孝經》。今據秦檜跋文，高宗御書《孝經》當入“南宋太學石經”之列。高宗御書《孝經》的底本是唐玄宗本，作為《孝經》的早期版本，對研究《孝經》文字也有一定幫助。
（一）補充石經：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當入“南宋太學石經”之列。
中國古代有七次大規模的官方石經刊刻，“南宋太學石經”又稱“紹興石經”“宋高宗御書石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南宋太學石經”包括紹興十三年至十六年陸續刊成的高宗御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以及淳熙四年補刊的《禮記》五篇。而未將《孝經》列入“南宋太學石經”［56］。據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所附秦檜跋文：“又使鈆槧，諸生知九重萬幾之餘，無它嗜好，遊藝之勤，致精如此，其誰敢不勉以扶翼世教。”則御書《孝經》石刻亦為宣示諸生所鐫。同樣作為高宗御書石經，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似當入“南宋太學石經”之列，今結合史料分析如下：
其一，高宗御書《孝經》為宣示諸生而刻，當立石於太學。檢《玉海》：“紹興三年六月丁未二十四日，復置國子監。詔即駐蹕所在學，為之量養生徒……十三年正月癸卯以岳飛第為國子監太學。”［57］所謂“駐蹕所在學”，即臨安府學。紹興十三年正月於岳飛故宅新建太學之前，臨安府學曾暫代太學之用［58］，那麼紹興九年秦檜所刊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極有可能立石於當時的代行太學——臨安府學。《孝經》立石臨安府學，未知是否遷置新建太學。但既然紹興十四年命天下州學皆以御書《孝經》刊石，則太學不當無此刻。就算沒有遷置太學，也當重加補刻。陳漢章《南宋石經跋》雲：“（高宗御書《孝經》）豈建康府及湖、常二州刻石反不刻於太學乎？”［59］也認為南宋太學石經當中應當包括《孝經》。目前，學界認為《孝經》不曾立石太學，主要是因為《玉海》載紹興十三年後高宗宣示太學所刊石經中不包括《孝經》［60］。實則《孝經》已於紹興九年刊成，況且御書《孝經》的刊石情況，《玉海》已於他處說明，故此處沒有言及。
其二，據明宣德間吳訥的《〈石經歌〉序》，當時所見到的南宋太學石經，當包括《孝經》。吳訥可謂是系統整理南宋太學石經的第一人。元初，楊璉真迦欲以石經充作塔基，幸得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爭，未得全毀。隨後石經庋置廢閣，未得重視。至明宣德元年（1426），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訥才重加蒐集。吳訥《〈石經歌〉序》雲：“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又云：“共得經碑百片。”［61］既然吳訥特別提及“宣示御書《孝經》”，其蒐集的石經“百片”之中，當包括《孝經》。值得注意的是，吳訥的《〈石經歌〉序》作為描述南宋太學石經早期面貌的重要材料，被後世諸家廣泛地參考，但在參考過程中，又逐漸被異化。《（乾隆）杭州府志》引《錢塘縣誌》雲：“紹興二年，宋高宗御書《孝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五篇，內有憲聖代書，詔刻石太學。”［62］明顯參考了吳訥的《〈石經歌〉序》，惟漏引“《易》”，又“《學記》”誤作“《樂記》”。王昶《金石萃編》據此雲：“此有《孝經》而無《易經》，必是《孝經》即《易經》之訛。”［63］按：王昶並未核檢原文，所云不確。檢《（康熙）錢塘縣誌》：“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64］《孝經》《易》皆有，知《（乾隆）杭州府志》不雲《易》，實因漏引。《（民國）杭州府志》亦云：“稱‘易’為‘周易’，其時無‘易經’之稱，何至誤為‘孝經’乎。”［65］《金石萃編》認為“《易經》”誤作“《孝經》”的錯誤結論，無疑強化了後世認為的“南宋太學石經”沒有《孝經》的觀點。明宣德間吳訥雲有南宋太學石經“百片”，現存八十五片，《孝經》當在後佚十餘片中。
其三，《孝經》是宋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且有特殊教化意義，“南宋太學石經”不當遺之。孝宗淳熙二年，詔曰：“童子科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為上等。”［66］宋代大臣也常在經筵上講說《孝經》，如邢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67］。結合上文所述《孝經》所包含的重要政治內涵，可見立石太學的高宗御書石經中，不當獨獨遺漏《孝經》。淳熙四年，孝宗詔建“光堯石經之閣”，《玉海》雲：“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令搜訪舊本，重行摹勒。”［68］《禮記》中的零篇，亦為蒐羅齊備，而《孝經》未被補刻，則其立石太學明矣。
（二）文本價值：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所據為唐玄宗本，相當於南宋初年的《孝經》白文字，是研究《孝經》文字演變不可或缺的一環。
討論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文本價值，先要明晰其文字來源。《孝經》有今文、古文之別。兩者分章不同，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內容也不同，例如今文雲“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雲“仲尼閒居，曾子侍坐”［69］。高宗御書《孝經》分章、內容皆同今文，當屬今文系統。今文《孝經》初以鄭玄注本傳世，後唐玄宗又為之作注，因而形成了鄭玄本、唐玄宗本兩個系統。那麼高宗御書《孝經》所據為哪個注本系統呢？
《（道光）廣東通志》雲：“高宗真草《孝經》殘碑。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70］《經典釋文》自稱“用鄭注十八章本”［71］，所引《孝經》標目無“第一”、“第二”，故《（道光）廣東通志》將標目無“第一”“第二”視為鄭玄本的特徵。但《（道光）廣東通志》僅就標目而論，未免武斷。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究系何本，還當結合文字異同來看。
現將高宗御書《孝經》與鄭玄本、唐玄宗本對校。高宗御書《孝經》用陽新縣博物館藏興國軍學石刻拓本。鄭玄本久佚，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本經文復原》［72］據敦煌出土的《孝經》鄭玄本及《經典釋文》《群書治要》《孝經註疏》所引，復原了鄭玄本的經文，較為全面可靠，今據以校對。唐玄宗本的傳本雖多，但內部文字較為統一，今據石臺《孝經》拓片校對。唐宋流傳書寫隨意，異寫俗寫不足以證明文字源流，故對由書寫習慣導致的異體字概不出校。諱字亦不出校。現將三者之間的異文列表3如下：
表3
章
鄭玄本
唐玄宗本
高宗御書《孝經》石刻
開宗明義
德之本
德之本
也
德之本
也
教之所由生
教之所由生
也
教之所由生
也
諸侯
所以長守貴
所以長守貴
也
所以長守貴
也
所以長守富
所以長守富
也
所以長守富
也
庶人
而患不及
己
者
而患不及者
而患不及者
三才
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天之經
也
，地之義
也
，民之行
也
天之經
也
，地之義
也
，民之行
也
道
之以禮樂
導
之以禮樂
道
之以禮樂
孝治
失於臣妾
之心
失於臣妾
失於臣妾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
如此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
如此
聖治
君臣之義
君臣之義
也
君臣之義
也
紀孝行
猶為不孝
猶為不孝
也
猶為不孝
也
五刑
此大亂之道
此大亂之道
也
此大亂之道
也
廣要道
此之謂要道
此之謂要道
也
此之謂要道
也
廣至德
君子之教以孝
君子之教以孝
也
君子之教以孝
也
非家至而日見之
非家至而日見之
也
非家至而日見之
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
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
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
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
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
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
也
治可移於官
故
治可移於官
故
治可移於官
諫爭
是何言
與
是何言
與
是何言
歟
事君
故上下
治
能相親
故上下能相親
也
故上下能相親
也
喪親
此哀慼之情
此哀慼之情
也
此哀慼之情
也
教民無以死傷生
教民無以死傷生
教民無以死傷生
也
此聖人之政
此聖人之政
也
此聖人之政
也
示民有終
示民有終
也
示民有終
也
說明：諱字不出。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有諱字三個：“敬”作“欽”、“讓”作“謙”、“匡”作“正”。
［73］
如上所示，高宗御書《孝經》與鄭玄本同者一條，異者二十四條。高宗御書《孝經》與唐玄宗本同者二十二條，異者三條。其中高宗御書《孝經》與鄭玄本、唐玄宗本皆異者二條。
高宗御書《孝經》同於鄭玄本而不同於唐玄宗本的有一條，即“道之以禮樂”之“道”，唐玄宗本作“導”，而鄭玄本、高宗御書《孝經》作“道”，但“道”“導”時有通用，書寫者筆下偶書也未可知。而高宗御書《孝經》同於唐玄宗本而不同於鄭玄本的有二十一條，卻是文字衍脫、語氣助詞有無的差別，在判定版本時更有說服力。如《庶人章》“而患不及者”，鄭玄本“及”下有“己”字，而唐玄宗本、高宗御書《孝經》“及”下無“己”字。因此，高宗御書《孝經》來自唐玄宗本的可能性要大於鄭玄本。
另外，高宗御書《孝經》與鄭玄本、唐玄宗本皆異的二條，即高宗御書《孝經·諫爭章》“是何言歟”之“歟”，鄭玄本、唐玄宗本作“與”。又高宗御書《孝經·喪親章》“教民無以死傷生也”，鄭玄本、唐玄宗本“生”下皆無“也”字。前者“歟”“與”通用，後者全篇只多出這一“也”字，都可能是書寫者的偶書。
鄭玄本在唐玄宗本行世後，日漸式微。宋景德二年，邢昺詳定《孝經》，確立了唐玄宗本在宋代的官本地位。君主頒賜天下的御書具有導向作用。高宗書寫、頒賜《孝經》，選用官本唐玄宗本作為書寫底本的機率更大。總的說來，高宗御書《孝經》還是應該來自唐玄宗本。《（道光）廣東通志》定高宗御書《孝經》為“鄭氏本”的論斷有誤。
目前可見的宋代《孝經》刻本，只有國家圖書館藏白文字、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經注本［74］。石刻拓本有北宋嘉祐石經本《孝經》、南宋高宗御書《孝經》。完整儲存的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相當於南宋初年的《孝經》白文字，是研究《孝經》文字流傳的寶貴材料。清代學者視“南宋太學石經”為重要的校勘版本，如惠棟以“石經南宋本”校“明監本”《左傳》，阮元據南宋石經校勘《詩經》《尚書》，王樹枏《費氏古易訂文》據“南宋石經本”訂正《周易》文字。由於石臺《孝經》的存在，這位 “南宋太學石經”失散多年的成員——高宗御書《孝經》石刻，在校勘上的價值有所減弱，但它仍是《孝經》版本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值得我們予以關注。
註釋
上下滑動檢視
［1］ 張國淦：《歷代石經考·南宋石經考》，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1930年鉛印本，葉三〇a。
［2］ 王玉德：《〈孝經〉與孝文化研究》，崇文書局，2009年，第137頁。按：“呂頤浩”，原作“呂順浩”，誤。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宋高宗時，兩度出任宰輔。
［3］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增訂本）》，中華書局，2019年，第157頁。
［4］ 楊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一一：“檜跋不傳，《孴古志》所見拓本亦剝落殆盡。”民國十年朱印本，葉一四b。
［5］ 佚名撰，孔學輯校：《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輯校》卷二五，中華書局，2019年，第804頁。
［6］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卷一七五三《崇儒六》，中華書局，1957年，第2277頁。
［7］ 王應麟：《玉海》卷三四《聖文》，《中華再造善本》據元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影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葉一九a。下文所引《玉海》，凡元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殘缺者，則參以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本。
［8］ 王應麟：《玉海》卷四一《藝文》，葉三六a。按：“十三日”，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本作“十二日”，誤。
［9］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八，中華書局，1985年，第2376頁。
［1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卷一七五三《崇儒六》，第2277頁。
［11］ 王應麟：《玉海》卷三四《聖文》，葉一九b。
［12］ 王應麟：《玉海》卷五五《藝文》，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本，葉四〇b。
［13］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卷一七五三《崇儒六》，第2278頁。
［14］ 王應麟：《玉海》卷四三《藝文》，葉二二a。
［15］ 佚名撰，孔學輯校：《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輯校》卷二五，第804頁。
［16］《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冊》。絹本。工筆設色。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原為長卷，後改裝圖冊。一章一葉，左文右圖。文宋高宗書，圖舊題馬和之繪。參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17］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三，第1998頁。
［18］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〇，第1944頁。
［19］ 熊克：《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四四，據清雍正影宋抄本影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874頁。
［20］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二七，中華書局，1985年，第3054頁。
［21］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第2444頁。
［22］ 脫脫：《宋史》卷四七三，中華書局，1977年，第13765頁。
［23］ 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卷二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89頁。
［24］ 張國淦：《歷代石經考·南宋石經考》，葉三〇b。
［25］ 據《（道光）重慶府志》卷二：“（黌宮）宋紹興間始建於治西。時高宗手書《六經》《論語》《孝經》，《孟子圖》《孔子並七十二弟子像》，躬為序贊，頒之郡國，以示惇勸。”（王夢庚修，寇宗纂。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葉一b）紹興年間，重慶府稱恭州，則恭州學曾被頒賜高宗御書《孝經》拓片。又《（弘治）大明興化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1171），教授陳應言重修殿門、御書閣。在大成殿門上，閟藏高宗御書《孝經》《中庸》《周易》《尚書》《毛詩》《左傳》《周禮》《論語》《孟子》《樂毅傳》《文宣王七十二賢像贊法帖》《損齋記》，計五十二軸。”（陳效修，周瑛纂。清同治十年重刻本，葉一〇a）紹興年間，興化府稱興化軍，則興化軍學亦被頒賜高宗御書《孝經》拓片。
［26］ 談鑰修纂：《（嘉泰）吳興志》卷一八，民國三年刻《吳興叢書》本，葉二b。
［27］ 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四，清嘉慶六年刻本，葉一七a。
［28］ 談鑰修纂：《（嘉泰）吳興志》卷一四，葉四六a。
［29］ 宗源瀚修，周學浚纂：《（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葉一二b。
［30］ 史能之修纂：《（鹹淳）重修毗陵志》卷二九，明初刻本，葉二a。
［31］ 史能之修纂：《（鹹淳）重修毗陵志》卷一一，葉二b。
［32］ 王其淦修，湯成烈纂：《（光緒）武進陽湖縣誌》卷二八，清光緒五年刻本，葉四九b。
［33］ 阮元修，陳昌齊纂：《（道光）廣東通志》卷二〇五，清道光二年刻本，葉三a。
［34］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一二，清乾隆刻本，葉一五a。
［35］ 錢可則修，鄭瑤纂：《（景定）嚴州續志》卷四，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葉八b。
［36］ 呂昌期修，俞炳然纂：《（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卷六，明萬曆刻本，葉三七b。
［37］ 張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下，《宋元珍稀地方誌叢刊·乙編》第六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8頁。
［38］ 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四，葉一七a。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七，第2554頁。
［39］ 張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二下，《宋元珍稀地方誌叢刊·乙編》第六冊，第1468頁。
［40］ 藍應襲修，何夢篆纂：《（乾隆）上元縣誌》卷九，清乾隆十六年刻本，葉一九a。
［41］ 黃廷桂修，張晉生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六〇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0頁。
［42］ 劉喜海：《三巴孴古志》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八九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頁。
［43］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卷三八八九《職官七〇》，第3959頁。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五，第2518頁。
［44］ 楊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一一，葉一四b。
［45］ 舒大剛雲：“今四川遂寧市尚存有秦檜作跋語的紹興十四年所刻高宗草書《今文孝經》碑……清劉喜海《金石苑》。又見《石刻資料彙編》。”（《試論大足石刻範祖禹書〈古文孝經〉的重要價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86頁）應是據《三巴孴古志》著錄，並未得見原石。
［46］ 馮士仁修纂：《（崇禎）江陰縣誌》卷一，明崇禎十三年（1640）刻本，葉三五a。
［47］ 楊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一一，葉一四b。
［48］ 碑兩面有不同時期銘刻的現象，似不稀見。如北周華岳廟碑，碑陰刻有唐華嶽精享碑。石料開採艱辛、價格昂貴，雙面銘刻或為節省石料。
［49］ 宋時跋曰：“臣濫守偏壘，獲偕郡國，拜御墨《孝經》之賜，覆被旨摹刻，以墨本頒諸在職若錄諸生。臣仰惟皇帝陛下，生知仁孝，出應君師，寅念大養，格於天地間者，還騩駕於東朝，曠古無有。而德教旁暨，洋洋乎形幽遠矣。矧薦紳韋布，陶禮義而榮寵錫乎。將見聖治日新，移孝為忠，於斯為盛。臣既祗命奉行之，敢揭石泮宮，以垂不朽。紹興十五年九月七日，右朝請大夫權發遣興國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點坑冶臣宋時謹記。”宋時此跋，《全宋文》及訂補《全宋文》的文章皆未論及，據此可補《全宋文》一篇。宋時，生平不詳。《全宋文》無“宋時”條，謹附識。
［50］ 此據吳蘭修道光元年六月十三日之記，此記鐫於所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右下角，原刻已佚，《金石續編》《八瓊室金石補正》錄有全文。
［51］ 陸耀遹：《金石續編》卷一八，據掃葉山房1921年鉛印本影印本，中國書店，1985年，葉一a。
［52］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06頁。
［53］ 張松孫修，寇賚言纂：《（乾隆）遂寧縣誌》卷二，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葉四七b。
［54］ 劉喜海：《三巴孴古志》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八九五冊，第67頁。
［55］ “中國古代七大官刻石經”包括東漢熹平石經、三國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五代後蜀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太學石經、清石經。
［56］ 參見張國淦：《歷代石經考·南宋石經考》，葉一七a。陳光熙、陳進：《南宋石經考述》，《浙江學刊》1998 年第 1期，第85—86頁。
［57］ 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二《學校》，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本，葉三七a。
［58］ 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47頁。
［59］ 陳漢章：《南宋石經跋》。參見虞萬里編：《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第1172頁。
［60］ 王應麟：《玉海》卷四三《藝文》，葉二二a。
［61］ 吳訥：《〈石經歌〉序》。參見桂馥：《歷代石經略》卷下，清光緒九年刻本，葉三八a。
［62］ 鄭澐修，邵齊然纂：《（乾隆）杭州府志》卷六〇，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葉七a。
［63］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四八，據掃葉山房本1921年鉛印本影印本，中國書店，1985年，葉五a。
［64］ 魏㟲修，裘璉等纂：《（康熙）錢塘縣誌》卷三六，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葉一一a。
［65］ 齊耀珊修，吳慶坻纂：《（民國）杭州府志》卷九六，民國十一年鉛印本，葉三a。
［66］ 呂維祺：《孝經大全》卷二七，清康熙刻本，葉十a。
［67］ 脫脫：《宋史》卷四三一，第12800頁。
［68］ 王應麟：《玉海》卷四三《藝文》，葉二三a。
［69］ 黃震：《黃氏日抄》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〇七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頁。
［70］ 阮元修，陳昌齊等纂：《（道光）廣東通志》卷二〇五，葉三a。
［71］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據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葉二九b。
［72］ 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本經文復原》，《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5輯，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76—86頁。
［73］ “敬”避宋太祖祖父趙敬之名，“讓”避宋英宗父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名，“匡”避宋太祖趙匡胤之名。參見佚名：《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附《紹熙重修文書令》，《四部叢刊續編》據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刻本影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74］ 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5頁。
”
原刊《文獻》2021年第4期，此據作者原稿。感謝吳雪菡女史與《文獻》編輯部授權釋出！
編輯：聽書人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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