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二）——周禮遠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得多

治理黃河和應對北方遊牧民族成為早期中國興起的必然性條件，而將各個農耕村落整合形成大的部落，甚至形成國家，能有效利用這股力量才有實現上述兩個目標的可能性。

古代中國是如何形成一個國家的？這個過程中各種禮法制度是如何將各種力量整合在一起的？

上古中國的原始部落

上古中國僅有粗略文字記述，最可能是氏族部落征服其他部落而形成的部落聯盟。甚至夏商在當時還不是後來的疆域國家，而只是一些散落各地的較大聚居地。夏之前的部落聯盟時期的領袖更像傳統農村大家族裡的族長，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威望頗高，落後生產力的限制並不能給他提供過多的物質財富享受，禪讓製作為當時的政治常規，讓賢只不過是卸下重擔，讓更有能力的同宗同輩繼續負重前行，儒家“天下為公”的高贊更像是對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不滿。在大禹之子啟所建立夏朝後禪讓制被子承父業和兄終弟及的制度代替，由此開啟了基於血緣和親緣的宗法制，延續至夏商周三代。由此中國進入家天下。

夏商周三代對宗法制採取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夏商的宗法制採用子承父業和兄終弟及的雙軌制，而以“離逷其王父母弟”“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作為討伐商紂王口號之一的周武王，面對政治正確，卻在建立周朝後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顯然此時周朝的開拓者們已經意識到“兄終弟及”對穩定政策的破壞和麵臨嚴重內鬥隱患的問題的嚴重性了。

周武王

接下來的邏輯就可以演化下去了。嫡長子繼承製下的下一代們，沒有了上一代的權威和著實的遠見，在面臨國家治理的問題時，必須要依靠官僚制培養起來的政治精英的輔佐，官僚政治在處理社會剩餘勞動產品增多、國家稅收能力增強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更加專業化。周武王繼位後，“大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官僚制的的實踐已大致成型。而“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則表明西周的統治不再完全寄託和依賴於國王本人的賢能，而開始轉向整個政治精英集團的有效合作。

分封制

這套制度執行下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而這個問題處理的不好往往又對整個王朝有致命威脅。嫡長子繼承製有利於整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國家因此受益，但對國王的絕大多數兒孫確是不利的，解決辦法就是分、封、建！為了配合嫡長子繼承製實踐，有必要讓所有非嫡長子也能透過封建系統地和制度化地分享部分政治權利。由於封號有等級之分，這其中伴隨了對眾多諸侯及其國的等級設定和系統配置，也包含了西周整個國家政權組織結構的系統化和理性化。西周構建了中國最早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西周也因此相比夏商朝的部落聯盟，更是一個大國。分封制同樣也使得西周統治的疆域可以更加遼闊，以周天子為核心的統治架構成型。這為整個血緣群體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組織架構，為所有成員提供了規範，以及相應的預期，規定了成員間不可改變的政治上的尊卑從屬關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春秋左轉註》。

這個邏輯接著演化下去。看似牢不可破的嫡長子繼承製、官僚制、分封制，卻會隨著疆域的擴大、血緣關係的不斷稀釋，，這個政治共同體有可能完全走向失敗，而所謂的宗法親緣關係，最終變成一個概念的空殼，讓位於地緣利害關係和政治競爭的社會。這意味著，整套制度無法自我重構。如何解決？周公以封建宗法制為基礎，建立周禮。這套輔助制度試圖透過定期祭祀統治集團的共同遠祖，強化周王室血緣群體的內部認同和團結，令“民德歸厚”。而這套禮制的創立，目的是讓賢人乃至普通人遵循規律，做好事，做成事，國家太平，透過周禮的意識強化過程，無論大小宗還是普通百姓，都會被喚醒理性的血緣和家族意識，有利於家族的團結，強化個人在群體中的權利義務，強化等級意識。然而在幾代人後，周王室衰落，這套儀式逐漸演變成套路和空殼，即使孔老夫子也無奈喊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對禮崩樂壞痛心疾首。

面對禮崩樂壞，孔夫子四處奔走宣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周禮強化的家國同構意識，家族化意識，卻在國家的最底層、天高皇帝遠的農業村落，成為了普通民眾生活和依賴的基本制度。在此後的兩千年，一代代中國人有意將國家政治蒙上家庭的含情脈脈，不但誇張斷言“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以忠孝同義為由，期待“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等等。周禮在之後被儒釋道三家的不同時期、不同版本演繹著，由周禮而演化的三綱五常、長幼有序，父慈子孝等卻早就成為中國人的日常準則。

禪讓制被宗法制所替代，宗法制裡的嫡長子繼承製替代了兄終弟及，官僚制和分封制彌補嫡長子繼承製的不足，周禮又將這三個制度融合在一起，雖然周禮沒能給周王朝帶來長治久安，周禮對後世的影響，卻體現在了我們現如今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周禮原本比我們想象得重要得多！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系列，下節談論周禮的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對中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