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河流｜為什麼說60年代是倫敦的黃金時代？

薄霧之都：倫敦的優雅與不凡

（列城志）

作者： ［英］西蒙·詹金斯（SimonJenkins）

ISBN： 978-7-300-29099-7

定價： 89。00

出版日期： 2021-04-15

關於本書

從古羅馬人建立的殖民城鎮朗蒂尼亞姆，到撒克遜人與丹麥人爭奪的倫迪威克，再到今天的倫敦，這座島國的首都度過了中世紀的黑暗與野蠻，品嚐了殖民時代的崛起與輝煌，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與衰落，從令人陌生的商業城鎮一步步成長為舉世矚目的金融中心。歲月不斷刻畫它的面貌——由小巷和庭院組成的中世紀迷宮、隨工業時代而來的喬治亞風格廣場與豪宅、帝國氣象的維多利亞排屋，新千年高聳入雲的天際線；歷史不斷塑造它的品格——火災、瘟疫、轟炸都不曾擊垮這座城市，反而讓它淬鍊出獨有的氣質，古怪、隨性、多變。人們似乎早已忘卻了它的本來面目，但當薄霧散去，它已寵辱不驚，佇立在那裡，帶著獨有的優雅與不凡，靜靜地注視著流淌而過的泰晤士河。

本書的作者彙集了倫敦歷史上的關鍵事件、人物和趨勢，創造了一幅無與倫比的城市肖像。基於自己的生活、工作經歷，巧妙結合決定倫敦面貌的建築思潮，向讀者展示，兩千多年來，金錢和權力之間的衝突如何成就了今天的倫敦。

20世紀60年代是倫敦歷史上獨特的黃金時代，它見證了倫敦這座都市在十年間從戰後壓抑到摩登時尚的大轉變。此前，D·H。勞倫斯（D·H·Lawrence）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被政府視為淫穢書籍而禁止出版，受到民眾高度關注。1960年，倫敦法院公開宣判，駁回政府的規定，儘管距離小說“下架”已有很長時間。這件事本身雖然微不足道，但它釋放了自由的訊號，映射了社會和文化行為，催生了支持者和反對者口中的自由寬容社會。倫敦的全球形象發生了改變。

1961年，避孕藥在市面上出現，最開始必須由醫生“開處方，僅供妻子使用”。1964年大選中，工黨獲勝，終結了保守黨連續13年的執政期，也迎來了戰後最為激進的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不到一年時間，鞭刑被廢止，禁止作為司法判決和體罰懲戒的方式。1967年，英國加入了一個推進同性戀合法化的小型國際聯盟，團體成員大多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此外，政府修正了有關墮胎的法律，規定懷孕28周內允許墮胎。1969年出臺的法律規定“分居兩年”即可申請離婚。張伯倫提出的戲劇審查制也“壽終正寢”。

儘管大多數改革都還侷限於某個領域，但其產生的效果立竿見影，推動首都形成了開放、自由的社會氛圍。同性戀酒吧和邊緣劇場激增。幾乎每個週末都有一些遊行活動。1967年上演的音樂劇《毛髮》（Hair）出現了裸體場景，轟動一時。1962年，披頭士樂隊發行首張單曲《愛我吧》（Love Me Do），隨即大火，從利物浦風靡到倫敦。“披頭士狂熱”還席捲全球。時尚領域，“摩德一族”於倫敦蘇豪區俱樂部出現，之後便快速傳遍全英。掀起了羊毛衫熱潮，“搖滾族”則更傾向皮衣、皮褲。那個時候，我曾帶著美國人在倫敦轉悠，他們既驚訝於女孩子可以穿那麼短的裙子，也對同性牽手走在街上感到不能相信。

1966年，第一屆諾丁山狂歡節在紅樹林餐廳舉行，餐廳位於波多貝羅路附近，主人為弗蘭克·克里奇洛（Frank Crichlow）。這項以在倫敦宣傳西印度群島文化為初衷的活動，後來發展為一年一度的狂歡節。倫敦的人口結構開始改變，並形成了與之相應的生活聚居區。服裝貿易從業者避開了邦德街和攝政街，轉而進駐瑪麗·官瑪麗·官：出生於英國，被譽為20世紀的“迷你裙之母”。1955年，她在倫敦著名的國王大道開設了第一家“Bazaar”百貨店；1966年創立了同名品牌。（Mary Quant）店鋪所在的國王大道和約翰·斯蒂芬約翰·斯蒂芬：英國服裝設計師，1957年曾為約翰·列儂（John Lennon）和小野洋子（Yoko Ono）設計白色男女禮服。他的“His Clothes”男士服裝店落戶卡納比街，也是該街歷史上的第一家服裝店。（John Stephen）的服裝店落戶的卡納比街。劇院也發展出副業，倫敦西區不再是為數不多的看劇場所，連一些酒吧也有劇目上演，伊斯靈頓的國王頭酒吧就是其中之一。原本“俱樂部”這個詞指那些有爵士樂演出的場所，比如帕克巷上的馬鞍屋，但後來，也用來表示迪斯科舞廳。在著名的漢默斯密斯舞廳，每到晚上就有2 000多人擠在裡面扭來扭去。西倫敦人發現，紅磚巷中出現了孟加拉人開的咖啡館，萊姆豪斯也出現了中餐廳。小酒館和咖啡廳因為沒有明顯的“階層感”，從傳統酒吧那兒搶走了一些生意。

詹金斯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為戰後國家和新一代倫敦人搭建了對接橋樑。自戰爭結束以來，倫敦在文化領域一直萎靡不振，不敵紐約和巴黎，現在終於開始重煥生機了。文化和社會的壁壘消除，創造力得到釋放，面對這樣的情況，市場也給出積極迴應。時尚雜誌和彩色期刊層出不窮。以《放大》（Blow Up）和《男寵阿爾菲》（Alfie and Darling）為代表的邪典電影邪典電影：指某種在小圈子內被支持者喜愛及推崇的電影，拍攝手法獨特、題材詭異、風格異常，帶有強烈的個人觀點，富有爭議性，通常是低成本製作、不以市場為主導的影片。流行，取代了以反映性別、階級和戰爭為主題的正統伊靈喜劇。一批尖銳犀利的小說家和劇作家湧現出來，他們又被稱為“憤怒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阿諾德·韋斯克（Arnold Wesk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大衛·斯托裡（David Storey）、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女性代表則有編劇謝拉·德萊尼（Shelagh Delaney）和導演瓊·利特爾伍德（Joan Littlewood）。利特爾伍德的工作室就在東斯特拉福德劇院，去那兒參觀就好像來了場異國之旅，我尤其記得1970年去那兒看《投影儀》（The Projector）時的場景，影片再現了18世紀的倫敦地產開發是如何連連受挫、步履維艱的。倫敦“社交季”的概念也有了全新的內涵。從1959年開始，每年都會進行一次核裁軍遊行，遊行隊伍從奧爾德馬斯頓出發，一直到特拉法加廣場停止。

1966年，美國雜誌《時代週刊》（Time）在倫敦發行，封面上赫然將倫敦稱為“搖擺的城市”。城市的年輕人有自己的“階級”，正在擺脫倫敦以往的形象——“沾沾自喜並帶有特權印記的傲慢”。相反，倫敦展現出“紐約也無法企及的舒適多元的社交圈”。對於這一評價，倫敦非常高興，彷彿拿到了城市領域的奧斯卡小金人。

倫敦的土地所有者開始了一項在當時看起來無比艱鉅的行動。為了紀念和致敬20世紀50年代頒佈的清潔空氣法規，他們清洗了大片大片的黑色房屋，試圖恢復其本來顏色。於是，一個全新的城市出現了，城市的建築既有深紅色，也有粉紅色、灰色、奶白色和純白色。這也讓人們重新認識了維多利亞式房屋和愛德華式建築的質量和精緻細節。1965年，聖保羅大教堂的門廊從黑白雙色變成了純白色，評論家伊恩·奈恩（Ian Nairn）感到遺憾，“失去了明暗對比”。

與此同時，戰後的房產投機浪潮在1962年達到頂峰。在倫敦市中心，寫字樓面積增加了5 000萬平方英尺，是大轟炸摧毀面積的5倍。這和中央政府以及倫敦郡議會對城市的規劃設想背道而馳，後者的打算是把辦公區域分散到首都外圍。保守黨在1964年大選中失利，部分原因就在於戰後重建過程中出現了管控不嚴以及新建建築不美觀的問題，引發公眾不滿。工黨政府上臺後，立即下令在首都全面禁止新建辦公樓，並試圖推行政策，將辦公場所向非中心區域遷移。

但新政府也犯了錯，而且被普遍視為嚴重過失。經濟事務大臣喬治·布朗（George Brown）認為倫敦需要更多的酒店床位，並且出臺了財政補貼，酒店每新增一個房間，就能領1 000英鎊。這項政策引發了混亂。在辦公領域受挫的開發商爭先恐後地開始蓋酒店，頗受推崇的建築師塞夫特更是打頭陣，生怕再被政府切斷財路。

由於補貼按房間發放，和麵積大小無關，於是倫敦出現了十多家所謂的“兔子窩”酒店，大部分都是塞夫特設計的，騎士橋、蘭卡斯特門、克倫威爾路、埃奇維爾路上都能見到，還有一家甚至蓋在了肯辛頓宮旁邊。政府上一次拿出這麼多錢蓋公共建築還是在安妮女王時代修建那批教堂時，當時請的設計師都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而這些塞夫特打造的酒店，質量低劣，現在也還存在著，不是位於公園邊上，就是建在喬治王時代的廣場周圍。總之，它們肯定是未來最先被拆掉的一批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