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 |《論語》：立身行事，求達不求聞

《論語》中有這樣的記述：子張問孔子，士怎樣做才可以稱得上“達”呢？孔子反問說，你所問的“達”何所指呢？子張應答說，我所理解的“達”，是知名於國家，知名於鄉邦。孔子說，這是“聞”啊，哪裡是“達”。孔子強調，“達”為“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而“聞”則與此大相徑庭，是“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求達不求聞”，是孔子讚賞的立身行事的信念和原則，其間也包含了孔子所期許的君子品性與特質。

從文意來分析，“聞”指名聲、令譽等社會知曉度，而“達”則指“質直好義”，涵攝道德的成熟和品格的完善之意。誠如朱熹所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顯然，“達”是向內的，追求的是自我的成長與“成人”。故朱熹又說，“達”要在“主忠信”，行為合宜，謙虛低調，處事慎重，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與此相對，“聞”則是向外的，務求人知，博取名聲，其間難免務虛矯飾，表裡相違。

“達”與“聞”有此迥異，故孔子舍“聞”而取“達”。他反覆強調君子不應汲汲於求知於他人，不要在意所謂名聲的有無和大小。孔子認為一個真正的君子，只應反省、自責自己的能力不夠，而不要擔心、顧慮不被人知，更不應焦慮自己的名聲不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甚至認為不被人知而淡定自如，不慍不怒，才是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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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孔子看來，求“達”的君子，是內在自足的，無須外求幹譽；求“達”的君子也是內向務實的，故也無意於外在的虛名。因此，孔子特別主張君子應忠厚篤實，少說多做；君子還應言實相符，言行應一致，言而過其行，在君子那裡是可恥的；孔子尤其要求，作為一個君子，不僅要做到言出有物，做不到的不說，說的則必須做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所謂 “無所苟”，即意力戒虛浮，更拒絕為了所謂“聞”而虛張其詞，夸誕其語。

從《論語》可見，孔子對於自炫之類求名的花言巧語，極為反感，也十分鄙棄，斥之為“不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文中的“巧言”，按朱熹的註解，即“好言”，不過此非好壞之好，而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的討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誇誇其談，以譁眾取寵。

孔子之所以如此強調君子應求“達”不求“聞”，在邏輯上與他倡導的君子“為己之學”密切相關。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這兒的“人—己”之分，非如一般意義上的“人—我”之別，其所謂“為己”，非謀一己之私利和好處，其所謂“為人”，亦非為他人著想的奉獻。在上述語境中，“為己”即實事實做，治學是為自己的學問和道德進步，而“為人”，則只是做樣子給別人看的，即只意在邀譽而已。“為人、為己”之分，表面上談的是治學，其實論的是如何做人，特別是如何做一個君子一樣的人。孔子借古諷今，欣賞的是“為己”，鄙薄的是“為人”，而前者是“君子”應有的品性，後者則是“小人”的機巧和敷衍，即“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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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求諸己”，在孔子的思想中，首先意味著主動而自覺的追求道德之善，這種追求不是外加的，更不是被迫或受利祿誘惑的，而是自覺自願的，是一種內在的需要。

其次，“求諸己”意味著樂觀進取，“為己”之學不在博取外在的名聲或功利，而專注於“聞道”和“懷德”，寄意於“為聖成賢”，故洋溢著向上向善的追求，它是充實而快樂的。孔子曾生動地形容這種追求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以至都忘了生命的年輪，不知不覺老了都沒意識到。可見，“求諸己”的迷人之處。

再次，“求諸己”還意味著嚴於律己，時刻堅守君子的操守與德行，而絕不會在外在虛榮牽制和左右下，俯仰迎合、弄虛作假的表裡相背。因為，君子“求達”而學在“為己”，必然要求內在的真實和誠實，即“吾日三省吾身”，在毫不鬆懈的自我檢視、反思中，堅定而始終的嚴於律己。

不論處在何種情形下，也不論身處何種境況中，“求達”的君子，會自覺為仁，並且時時刻刻以此為信念，不在意浮名，不在意虛譽，永遠做個真誠、純粹的人。在筆者看來，這就是君子“求達不求聞”的底蘊，也是社會對君子立身行事的現實而迫切的期待。

◎本文原載於《學習時報》，作者：胡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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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學習時報》作者：胡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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