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資源庫：白居易《憶江南》三首
憶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
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中尋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
其次憶吳宮。
吳酒一杯春竹葉，
吳娃雙舞醉芙蓉。
早晚復相逢！
註釋
憶江南：唐教坊曲名。作者題下自注說：“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按《樂府詩集》：“‘憶江南’一名‘望江南’，因白氏詞，後遂改名‘江南好’。”至晚唐、五代成為詞牌名。這裡所指的江南主要是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
諳（ān）：熟悉。作者年輕時曾三次到過江南。
江花：江邊的花朵。一說指江中的浪花。
紅勝火：顏色鮮紅勝過火焰。
綠如藍：綠得比藍還要綠。如，用法猶“於”，有勝過的意思。藍，藍草，其葉可制青綠染料。
桂子：桂花。
郡亭：疑指杭州城東樓。
看潮頭：錢塘江入海處，有二山南北對峙如門，水被夾束，勢極兇猛，為天下名勝。
吳宮：指吳王夫差為西施所建的館娃宮，在蘇州西南靈巖山上。
竹葉：酒名。即竹葉青。亦泛指美酒。
吳娃：原為吳地美女名。此詞泛指吳地美女。
醉芙蓉：形容舞伎之美。
譯文
江南的風景多麼美好，如畫的風景久已熟悉。清晨日出的時候，江邊盛開花朵顏色鮮紅勝過火焰，碧綠的江水綠得勝過藍草。怎能叫人不懷念江南？
江南的回憶，最能喚起追思的是杭州。月圓之時山寺之中，尋找桂子，登上郡亭躺臥其中，欣賞那錢塘江大潮。什麼時候能夠再次去遊玩？
江南的回憶，再來就是回憶吳宮，喝一杯吳宮的美酒春竹葉，看那吳宮的歌女雙雙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遲早會再次相逢。
賞析
賞析一
第一首詞中，作者沒有從描寫江南慣用的“花”、“鶯”著手，而是別出心裁地從“江”為中心下筆，又透過“紅勝火”和“綠如藍”，異色相襯，展現了鮮豔奪目的江南春景。白居易用的是異色相襯的描寫手法，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筆下，從初日，江花，江水之中獲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襯的手法而形成了一幅圖畫，色彩絢麗耀眼，層次豐富。
這首詞寫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個既淺切又圓活的“好”字，攝盡江南春色的種種佳處，而作者的讚頌之意與嚮往之情也盡寓其中。同時，唯因“好”之已甚，方能“憶”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結句“能不憶江南”，並與之相關闔。次句“風景舊曾諳”，點明江南風景之“好”，並非得之傳聞，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時的親身體驗與親身感受。這就既落實了“好”字，又照應了“憶”字，不失為勾通一篇意脈的精彩筆墨。三、四兩句對江南之“好”進行形象化的演繹，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紅綠相映的明豔色彩，給人以光彩奪目的強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間的相互烘托，又有異色間的相互映襯，充分顯示了作者善於著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憶江南”收束全詞，既托出身在洛陽的作者對江南春色的無限讚歎與懷念，又造成一種悠遠而又深長的韻味。
題中的“憶”字和詞中的“舊曾諳”三字還說明了此詞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層次：以北方春景映襯江南春景。全詞以追憶的情懷，寫“舊曾諳”的江南春景。而此時，作者卻在洛陽。比起江南來，洛陽的春天來得晚。作者寫於洛陽的《魏王堤》七絕雲：“花寒懶發鳥慵啼，信馬閒行到日西。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的季節，洛陽卻“花寒懶發”，只有魏王堤上的柳絲，才透出一點兒春意。
第二首詞以“江南憶，最憶是杭州”領起，前三字“江南憶”和第一首詞的最後三字“憶江南”勾連，形成詞意的連續性。後五字“最憶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愛的一個江南城市。如果說第一首詞像畫家從鳥瞰的角度大筆揮灑而成的江南春意圖，那麼，第二首詞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畫作了。
第三首詞在思想藝術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寫到歌舞生活，因而許多選本都不介紹它。其實它在寫法上也並不是全無可取之處的。前兩首詞雖然也寫到人，但主要還是寫景。第三首點到吳宮，但主要卻是寫人，寫蘇州的歌舞伎和詞人自己。從整體上看，意境的變化使連章體詞顯得變化多姿，豐富多彩。
吳酒一杯春竹葉一句，一來，竹葉是為了與下句的芙蓉對偶，二來，“春”在這裡是形容詞，所謂春竹葉並非一定是指竹葉青酒，而是指能帶來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詩裡就有“甕頭竹葉經春熟”的說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愛酒，白居易應該也不例外，喝著吳酒，觀“吳娃雙舞”猶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稱為“娃”，吳王夫差為她建的房子就叫“館娃宮”。白居易這樣寫，就是出於對西施這位絕代佳人的聯想。作者不是縱情聲色的人，他欣賞的是吳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陽後說：“早晚復相逢。”
這三首詞，從今時憶往日，從洛陽憶蘇杭。今、昔、南、北、時間、空間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頭兩句，都撫今追昔，身在洛陽，神馳江南。每一首的中間兩句，都以無限深情，追憶最難忘的江南往事。結句呢？則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記憶有一天能夠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因此，整個組詞不過寥寥數十字，卻從許多層次上吸引讀者進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經歷的各種情境，體驗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現的各種精神活動，從而獲得尋味無窮的審美享受。
這三首詞，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獨立性；而各首之間，又前後照應，脈絡貫通，構成有機的整體大“聯章”詩詞中，顯示出作者謀篇佈局的高超藝術技巧。
賞析二
這三首詞既是各自獨立成篇又是互為聯絡的，必須把它們放在一起來分析。
第一首攝取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寫得生機盎然，色彩豔麗。“日出江花紅勝火”一句刻畫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紅得勝過火焰。表現出春天花卉的生機勃勃之態，使人感到江南春色濃豔、熱烈之美。次句說“春來江水綠如藍”。春水盪漾，碧波千里，詩人更誇張地形容它比藍草還要綠，這深濃的碧綠色，與上句日映江花的火紅色相映發，便覺更加絢麗奪目。詩人敷彩設色，用色彩明豔的辭藻，很好地顯示出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態，像作者這樣長期居住在蘇杭的人自然是“能不憶江南！”即便素未到過江南的人也會急欲一睹為快。
如果說第一首是對江南春色的客觀的把握，總體的描繪，來表明“江南好”，那麼第二、三首便是透過突出描繪蘇、杭這兩個被人喻為可同天堂媲美的地方來驗證“江南好”了。古神話中有月中桂樹的傳說。《南部新書》載：“杭州靈隱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種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墮，寺僧亦嘗拾得。”可見這寺中月桂的說法不過是寺僧自神其說而已。但是，生活真實不等於藝術真實，作品運用這一傳說，意在表達杭州的非同凡俗。同時“山寺月中尋桂子”也表現了詩人浪漫的想像，我們眼前彷彿現出怒放的丹桂，聞到桂子濃郁的芳香。次句“郡亭枕上看潮頭”則描繪了杭州浙江入海的奇觀。詩人透過對當年山寺尋桂和錢塘觀潮兩個代表性的生活畫面的描寫，僅用兩句話就足以使人想見杭州之多彩多姿。
最後一首是描繪蘇州之美。蘇州有當年吳王夫差為美人西施修建的館娃宮等風景名勝古蹟，有名叫“竹葉春”的美酒佳釀，蘇州的女子也更美麗多姿，能歌善舞，她們的舞姿，令人聯想到那在風中沉醉的荷花。詩人以美妙的詩筆，簡潔地勾勒出蘇州的旖旎風情，令人無比神往。
三首詞各自獨立而又互為補充，分別描繪江南的景色美，風物美和女性之美，每首都以“江南好”開篇，而以直接深情之句作結，藝術概括力強，意境奇妙，使人讀其詞而直欲奔向江南實地觀覽一番。
創作背景
劉禹錫曾作《憶江南》詞數首，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說：“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此詞在公元837年（唐文宗開成二年）初夏作於洛陽，由此可以推斷出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詞也應在開成二年初夏。
作者介紹
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程序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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