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鎖橋VS許知遠：歷史傳記應該如何利用史料？
如何寫傳記
撰稿丨聶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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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張彥武、錢鎖橋、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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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與林語堂，一位是英漢雙語寫作的跨文化作家與思想家，一位是近代轉型的積極參與者與中國現代思想學術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作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們被一再書寫。那麼，怎樣的傳記才是好的人物傳記呢？作家許知遠和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錢鎖橋是最新的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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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兩位寫作的《青年變革者：梁啟超》和《林語堂傳》相繼出版。近日，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單向空間共同舉辦的《智性傳記如何可能——以林語堂、梁啟超的最新傳記為例》對談會，在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舉行，錢鎖橋、許知遠圍繞著智性傳記是什麼，歷史傳記應如何書寫，史料利用與想象、虛構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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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寫作在中國是尚未被塑造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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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認為，傳記寫作在中國，其實是一個尚未被塑造的傳統。中國的傳記寫作從梁啟超開始，但按照西方傳記的寫作傳統，18世紀詹姆斯·鮑斯韋爾書寫人的立體面，到20世紀之後，傳記寫作又糅雜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學科的訓練。因此，傳記寫作應該是文學、歷史與思想等交融的綜合體，而這樣的傳統在中國並未真正展開。從現代傳記的角度看，他認為他在寫作梁啟超傳前，並沒有看到很好的寫他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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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來說，傳記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艾默生的《代表人物》寫了拿破崙、柏拉圖、蒙田等19世紀中後葉的代表人物，為什麼拿破崙在那個時代引起了整個歐洲的震盪？艾默生認為，這是因為他代表了想實現上升的底層年輕人的心理。艾默生的這種寫作，寫出了整個時代的背景和精神。這是傳記寫作首先需要具備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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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傳記必須能理解人與時代的關係。“它不是一個史料，它是一個巨大的drama，梁啟超、林語堂都一樣。”許知遠認為，中國的傳記寫作之所以難看，是因為寫作者去除了傳記主人公的歷史背景，而將其思想言行變為已知的事實。而將一個人的言行、思想鑲嵌於非常具體的歷史背景之中，傳主才會顯得有魅力和富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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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傳記寫作應該是對時代的迴應，“我心中理想的傳記，是那種特別英雄式的。”許知遠很喜歡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寫的《凱恩斯傳》三卷本，它寫出了整個英國從19世紀到二戰結束之後的變遷，包括經濟學的變遷，英國文人的思想生活變遷、政治的變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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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許知遠看到錢鎖橋的《林語堂傳》“特別高興”，林語堂是一個高度被低估的人物，而錢鎖橋敏銳地捕捉住了林語堂和時代的關係、他和21世紀知識思想遺產的關係。在《林語堂傳》裡可以讀到林語堂的性格，以及他穿越不同的時代，跟不同人的關係，他在不同時代的思潮之中搖擺、選擇，在歷史關鍵點做出自己的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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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認為，《林語堂傳》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20世紀被忽略的某部分歷史。我們喜歡講胡適和魯迅的歷史，但大部分討論仍是在單一語境下進行的，而林語堂是跨越雙重語境的。林語堂成長於基督教家庭，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直到20歲才重新迴歸到傳統文化之中。同時，他在美國生活多年，用英語寫作。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現代詮釋者，他在紐約寫作《生活的藝術》，又重新來詮釋“竹林七賢”、《浮生六記》，詮釋中國的哲學思想、生活方式。這種嶄新的詮釋，跟想要顛覆中國傳統文化的“五四”那代人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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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跟世界到底什麼關係，它們是怎麼彼此理解的？林語堂就是中國與世界的一個橋樑，20世紀最著名的一個icon。Icon會延續過去和此刻的關係，以及不同時空的關係。因此，重新看待林語堂與當時世界的關係，既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過去，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未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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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鎖橋表示，1980年代林語堂去往美國學習比較文學，由於理論出身的學術背景，他在很長一段世間內都沒有寫作林語堂傳記的想法。因為西方重理論，輕視傳記寫作，傳記被認為是瑣碎的。但後來，他對西方理論越來越不滿，且認為如果在中國依然照搬西方的理論，是一場災難。如果關心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會發現西方理論裡所謂的東方主義並不重要，且本末倒置，中國的現代發展過程有一些主體性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不管怎樣挑戰西方的理論，也挑戰不到他們的核心價值，而中國的核心價值、中心議題在哪裡，其實並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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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回到改變中國文化的人物身上，包括梁啟超、魯迅等人。而魯迅的傳記多如牛毛，林語堂卻完全被淹沒了。但林語堂對於解釋中國的現代性，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從林語堂為什麼被淹沒，他的知識背景，與胡適、魯迅，與其他人的關係，可以看到整個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性，就像是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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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鎖橋：智性傳記必須注重史實，“每一個細節都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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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鎖橋認為，智性傳記首先是要關注史料，注重歷史與事實，但如何運用史料也非常關鍵，寫作者必須對人物有關懷。智性寫作意味著注重思想脈絡，而非乾澀的史料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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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史料不是死的，不能對史料抱有一種迷信的崇拜。歷史是用於現代理論的，是一種敘述。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敘述，尊重史料是首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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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錢鎖橋著，新民說丨廣西師大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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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鎖橋寫作《林語堂傳》，是出於林語堂一直被埋沒的考慮，希望透過史料去追本溯源，還原林語堂的真實面目。在書中，他所描寫的林語堂的細節，包括生活上的細節，均來自於史料，來自林語堂的信件或者他人的講述，“每一個細節都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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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錢鎖橋寫博士論文時曾拜訪南京師範大學，當時中文系的很多專家前輩已經開始寫林語堂，並糾正了上海的一些史料，但從現在來看，那些史料並不完備，“這根本就不能算真正的林語堂的東西。”因為他在伯克利發現，林語堂的所有著作都是用英文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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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錢鎖橋雖然能看到林語堂的原版書，卻只能從寬泛的層面瞭解寫作的背景，無法更細緻地瞭解他的寫作背景。直到他了解到林語堂和賽珍珠、莊臺公司華爾希他們的密切關係，才發現這家公司的很多材料收藏在普林斯頓大學。於是，他前往普林斯頓查閱這些史料，才對林語堂有了更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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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錢鎖橋認為，傳記寫作並非一定要發現前人沒有引用過的史料。能發掘完全沒有引用過的史料固然更上一層，但傳記寫作更關鍵的還在於敘述本身、如何選擇史料、如何串聯史料、如何敘述，刪掉哪些、強調哪些是需要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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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記寫作的學術規範，錢鎖橋認為，林語堂那一代人就已經開始說要建立學術規範。寫作需要註釋，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如今，註釋已經成為學術寫作的標誌。對於許知遠的梁啟超傳記所引發的一些爭議，錢鎖橋有所耳聞。但他認為，註釋的瑕疵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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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錢鎖橋看來，許知遠寫的梁啟超傳記鋪陳很廣，試圖書寫那個時代及其時代觀念，儘量還原了一大批人的歷史場景，讀後深有啟發。有文章認為，因為註釋上的瑕疵，這本傳記只能稱為一部小說，這言過其實，“許知遠的這本書，絕對是一個歷史性的傳記，不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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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歷史背景的敘事需要真實和虛構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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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坦承自己並未接受過正統的歷史學學術訓練，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己沒有發現新的史料。但他表示，自己更想做敘事史，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不能那麼單調，只侷限於史料，因為一個人留下的文字只是歷史的殘留之一，而這種文字是經過各種篩選之後剩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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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認為，歷史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想象力和情感。文字也會記錄歷史人物的情感，但你只能看到隻言片語；所以要動用自己的同理心，用想象力去啟用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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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許知遠著，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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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舉例說，當我們談到公車上書或百日維新時，往往想到的是諸如皇帝、“六君子”等抽象的人物做了什麼事情。但他想做的是，去還原這些人物是怎樣站在同一個歷史舞臺的。這些人物有很多代際衝突，上一輩的李鴻章他們經歷過叛亂、平叛，經歷過中國對外開放、洋務運動，那些不安的變革者是年輕一代人，他們的教養系統跟上一代有很多區別，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域，擁有不同的性格，他想把這些放在同一個時空裡。他想象，也許梁啟超來北京趕考時，就聽了譚鑫培的戲。因為譚鑫培最有名，是Super Star。而這些戲文裡，蘊含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規範，中國人是聽這些東西成長、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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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說：“如果是純粹文字的話，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文字，把文字放在一個現實的情緒之中，它是另一種感受。它跟現實的緊張感，它所傳遞的資訊，又會變得不一樣。所以，我特別想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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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如果我們不知道當年北京城的樣子，到處都是臭水溝，一到晚上天全都黑了，打個燈籠在學校裡走。譚嗣同可能是在那樣一個夜晚，城門即將關閉前，去見了袁世凱。我們必須將他放置於歷史的圖景中，包括當時的人如何寫信，彼此之間如何表達，以及讀書人不許議論朝廷之事的恐懼。“你不知道這種恐懼，你怎麼會理解公車上書這麼重要呢？”他認為，無數個這樣的細節構成了那個歷史背景。這種敘事，一定同時是真實和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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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這個原因讓許知遠認為，相較於《十三邀》中的採訪，面對過去的人，寫作梁啟超的傳記能有一種新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因為它有更多可以想象的空間。”他表示，我們此刻的世界太相信可見之事的連線，我們思維方式是知乎式的，都相信所謂的facts，但facts最後也能編織成一個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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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認為，在英文世界，每年可以看到幾本林肯或者托馬斯·傑斐遜的傳記，對一個人的傳記是不會窮盡的，因為每一代人都用會一種新的視角來重新理解人物。當你獲得了新的視角，你的材料就開始重組了。那個不重要的演講變得重要起來，那個不重要的關係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人太複雜，我們無法知道哪個行為在哪個時刻變得重要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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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個巨大的稜鏡，我們每個人都提供一個視角。我們太習慣一束光的方式了。”許知遠表示，重要的事情需要被重新解釋，而在重新解釋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人物的過程中，我們會獲得對生活和時代的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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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聶麗平
編輯丨董牧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