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土墩墓的“蘇州解讀”

近年來，蘇州地區考古發掘了一批兩漢時期的土墩墓

。從筆者進行的多個漢代土墩墓考古實踐來看，“漢代土墩墓”指的是以營建漢代墓葬為目的而堆築土墩並挖坑埋墓的一種墓葬形式，主要分佈於太湖流域地區，以隨葬釉陶器為基本特徵。

■木瀆古城—合豐小城西漢土墩墓 作者/供圖

產生背景

蘇州地區的漢代土墩墓有其源頭及演變脈絡

。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馬家浜、崧澤、良渚時期，蘇州地區就有在人工堆築的土臺上進行埋葬的習俗，如綽墩遺址、姜裡遺址、草鞋山遺址、張陵山遺址、趙陵山遺址、少卿山遺址、羅墩遺址、朱墓村遺址等，都發現有高臺墓地。宗教儀規、生活習俗、自然條件等原因，都可能導致史前文明的先民選擇高臺墓葬方式。

商代後期，發源於浙西南和閩北的土墩墓被江南地區吸收、借鑑，西周中期到戰國初期，逐漸成為江南地區主流的墓葬形式，且不斷向長江以北至山東半島等地傳播。

有漢一代，進入了大一統時期，戰爭開始減少，社會相對穩定，基於防衛目的而在山丘地帶埋葬的需求逐漸減弱；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如鐵製產品的推廣使用，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大為增強，在平地堆築數量眾多、規模宏大的土墩的難度有所降低。由於降水多仍需防潮，於是這一時期江南地區延續本地擇高而葬的習俗，依然在平地上築土成墩進行埋葬。蘇州東部地區因地勢低窪、河湖眾多，漢代土墩較少分佈及發現。

埋葬特徵

漢代土墩墓通常為熟土埋葬，一墩多墓，墓葬開口於地面之上，當土墩內的埋葬空間不足時，有的土墩採取加高的方式，即在原有墓葬上繼續堆土，形成墓上疊墓的現象；有的則向土墩的一側或四周挖坑埋墓封土，與原有土墩合成一個規模更大的土墩。由此可見，漢代土墩墓的出現，特別是一墩多墓、延續時間長的土墩，是當時的人們聚居一地、聚族而葬的直接結果。

西漢時，蘇州地區的墓葬形制主要為豎穴土坑無槨墓和木槨墓

。隨著文化的深入交流與融合，兩漢之交新出現了磚槨墓，即以磚塊壘砌槨室，屬木槨墓到磚室墓的過渡形式。東漢中後期，磚室墓開始普及，因磚室墓規模相對龐大、土墩容納空間有限，所以出現在土墩內的磚室墓數量相對較少。由此，土墩墓這一築墩埋葬的形式在東漢中期後逐漸減少。

從1956年開始，蘇州地區漢代土墩墓的科學考古正式拉開帷幕

。初步統計，到目前為止，蘇州地區經考古發掘的漢代土墩約有31個，包含單體墓葬348座。墓葬形制可分為土坑墓、巖坑墓、木槨墓、磚槨墓、磚室墓五大類。在空間分佈上，以木瀆西部山區、蘇州城區西北部、滸墅關一帶為主，尤其是近年來進行考古發掘的木瀆古城內的合豐小城，先後發現了數量較多的西漢土墩墓：D151土墩發現漢墓18座，D152土墩發現漢墓41座，D154土墩發現漢墓16座，D161土墩發現漢墓59座。這些土墩墓的時代從西漢早期延續到西漢晚期，其時代與數量在整個江南地區都是比較罕見的，而且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木瀆古城從春秋至西漢的使用歷程。

2019年3月筆者發掘的朱家莊土墩，位於蘇州市姑蘇區朱家莊社群，所在地原有多處明顯高出周圍地表的土墩，20世紀70年代因建造原蘇州船用機械廠而被統一平整。朱家莊土墩底部呈橢圓形，東西長約37。5米，南北寬25米左右，地層堆積共分4層。土墩內共發現漢、唐、明清等不同時期的墓葬56座、灰坑2個，出土各類遺物160餘件。

土墩內共發現西漢墓葬18座，分為豎穴土坑木棺墓和木槨墓兩類，皆無墓道。墓內葬具和人骨多已腐爛，出土遺物以釉陶器為主，器型主要為壺、瓿、罐及鼎、盒等，另有少量銅鏡、銅錢、鐵劍等。朱家莊土墩墓時間跨度長達千餘年，是漢代聚居而葬之後，逐漸形成的一個城市平民公共墓地，與其相對應的則是居民、居住地的穩定與延續。

現實意義

作為江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蘇州的漢代土墩墓不僅具有同時代相鄰地區共有的墓葬特色及文化內涵，還有本地區較為獨特的空間變化因素：蘇州於春秋吳國開啟建城之史，戰國時先後屬越、楚；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以吳國故都設吳縣，為會稽郡治所；有漢一代，除了西漢初期為諸侯王封地外，吳縣先後為會稽郡、吳郡郡治。

秦漢是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時期，通常來說，人口相對集中在郡、縣治所等行政中心附近

。這一時期，除了吳、婁兩縣外，蘇州地區還先後設定有松陵、暨陽、虞鄉、南沙等鄉級行政單位。雖說關於現蘇州古城、木瀆古城與兩漢時期會稽郡、吳郡郡治的關係，學界尚未達成共識，但蘇州古城、木瀆古城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是明確的。

從現有考古資料來看，蘇州地區發現的漢代土墩墓主要圍繞著蘇州古城、木瀆古城等地集中分佈，與當時的行政中心、聚居地相吻合。如果木瀆古城是吳都（吳大城）、蘇州古城建於漢代的話，那麼蘇州地區的漢代土墩墓從西部山區向東部平地的轉變趨勢，則與漢代郡縣治所的變化趨勢相一致。

（作者單位：蘇州市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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