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船模建造實踐隊三下鄉(一):追溯家國記憶之福船源流考

海洋—湧動著神秘和魅力,激盪著未知與滄桑。古人曾“龍骨”問卜,以探天機;曾登石臨海,歌以詠志;曾遠渡重洋,以揚國威;也曾驚濤突變,憾存百年。千年潮起潮落的滄海變遷和中華文化又有怎樣的交集?帶給我們怎樣的遐想?又讓我們心存何種警示走向海洋?

十五世紀初,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曾經七下西洋,航線劃過亞洲到達非洲,堪稱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然而或許你不知道,鄭和的航海偉業離不開一個“寶物”的加持,他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遠航船隻—

福船

集大船模建造實踐隊三下鄉(一):追溯家國記憶之福船源流考

福船圖片

福建造船業歷史悠久,福建在《山海經》中有“閩在海中”的稱謂,後世閩越人“習於水斗,便於用舟”(《漢書·嚴助傳》)。在武夷山城村閩越國故城遺址中發現大批斧、錛、鑿等鐵製品,先進的手工工具使用無疑可促進當時造船業的發展。東漢時期“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如今的八閩大地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交通樞紐。

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帶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稱,

是一種尖底木質帆船,

早在宋代福船便以“海舟以福建為上”而著稱於世

,並

與沙船、廣船、鳥船並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船”,

作為主要航行於浙江南部、福建及廣東東部一帶洋麵的海洋木帆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具有底尖、上闊、首昂口張、尾部高聳的船型特點,且有多層底板、水密隔艙的設計。

福船即使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條件下也能“雲帆高漲,晝夜星馳,涉波狂瀾,若履通衢”,這才成就了明代鄭和、戚繼光、鄭成功等人的多次壯舉, 為中國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寫下了璀璨的一頁。

“寶船”下西洋

15世紀初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的七下西洋(1405-1433),其航海船隊規模之大、出航人員之多、足跡之廣堪稱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並就此吹響了人類向海洋進軍的號角。

鄭和所實踐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航海活動,航線劃過亞洲到達非洲,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壯舉。這探索比西班牙航海家哥倫布早了87年,比後來的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早了近一個世紀。鄭和出使的船隊,最多時由9種船型、200多艘船隻組成。據專家們考證,這9種船型除寶船之外,還有馬船、糧船、坐船、戰船、水船、大八櫓、二八櫓和六櫓船等。鄭和的座船叫“寶船”,是船隊中的旗艦,型制也最大,長度有126米,寬5米,型深12米,9桅12帆,排水量達1萬多噸,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艘萬噸船。而經學術界的考證寶船就是福船,福船乘載不僅是鄭和船隊的輝煌,還滿懷中國人民的追求和平友誼的信念,開創了世界的航海世紀。

戚繼光抗倭

嘉靖年間由於政治腐敗,海上疏於防備,致使倭患日烈,戚繼光充分利用了不同型別的福船的戰鬥效能,以其不同功能可分大福船、海淪、艟、蒼山、草撇、開浪等,另還用淺水河船與鷹船配合作戰。他還就這一船隊編著了一套嚴密的海戰戰法,從而屢敗倭船,所向披靡,獲得了輝煌的戰果,使“戚家軍”聞名遐邇。這是繼承了鄭和下西洋,將福船與海防緊密結合的光輝典範。福船成為鞏固海防安全的海上長城。

鄭成功和商戰兩用的福船

“通番大船,勢若飛城駕海,樓櫓完固,兵械嚴整,賊不敢輕犯,商船惟閩有之。”(王在晉:《越鐫》卷18)以形象的筆觸突出了福船宏偉的氣勢,和商戰一體的功能。

1661年3月,民族英雄鄭成功率領部將25000人、戰船400艘,揮師東渡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中國的神聖領土臺灣,泉州安海、漳州海澄一帶所建造的“福船”在海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更是充分利用福船的遠航效能,將之發展成為商戰兩用船。進而發展出特有的閩商模式,經略海洋,成為同時期稱霸西太平洋海域的實際霸主。

福船作為我國曆史上木質遠洋船舶中的佼佼者,既是中華海洋文明的傳播載體,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璀璨明珠,它向我們展示了高超的造船技藝,承載著中國人民的家國記憶,是古代勞動人民特別是福建沿海先民非凡的智慧結晶,望你我勿忘崢嶸歲月,也讓此引領我們繼續向前。

集大船模建造實踐隊三下鄉(一):追溯家國記憶之福船源流考

集美大學船模建造實踐隊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