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輝煌和智慧背後,是開國之初就隱藏著的弱宋基因

大宋小說是什麼時候拍的

毋庸置疑趙匡胤是一位優秀的皇帝,無論是人格品行還是文韜武略,都在一眾帝王之中名列前茅。其開創的大宋王朝更是中華文明史上最為絢麗多姿的一顆明珠,但其富麗堂皇的同時卻又是最憋屈捱打的王朝。

當趙匡胤在大渡河揮下玉斧說“朕的江山到此為止”的時候,大宋這個新興王朝的格局就已經註定先天不足了。漢唐時代的開拓精神也悄然而逝,雖然宋朝是農民起義最不成氣候的,但其背後卻是宋朝更注重內敵還偏安於外族。

大宋輝煌和智慧背後,是開國之初就隱藏著的弱宋基因

趙匡胤劇照·黃袍加身

開國皇帝和其繼任者無法解決的燕雲之地,成了後世子孫的心魔,而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重文抑武的國策成了大宋成為“弱宋”的基因。

不可否認,宋代湧現出了最為輝煌燦爛的文明,也是當時世界上生產力和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但是其從開國之初就未能真正恢復漢唐時代的土地和雄風,五代十國的影響依舊深遠,燕雲之地未能收復讓趙宋始終處於北方鐵騎的威脅之下。

宋初南下未能平定西南,北上未能收復燕雲

僅僅拿土地面積來說,宋代也是非常弱小的,在大一統王朝中是墊底的。曹魏雖然未能統一中原,卻依舊控制西域、遼東、匈奴等地區。蜀漢諸葛亮也征服過雲南一帶,東吳連夷州都開發過。可見“臥榻之地豈容他人安睡”的宋太祖的床似乎有點小。

古代王朝基本定律,開國皇帝就奠定了王朝的基本面積,很少有後代皇帝能開疆擴土。趙匡胤在開始的決策中就選擇了和柴榮、郭威相反的戰略,先易後難,先南後北,先不論戰略對錯,自信心和進取心就顯然比不上明太祖、唐太宗這些齊名的開國皇帝了。

大宋輝煌和智慧背後,是開國之初就隱藏著的弱宋基因

實際上先北後南,先難後易更容易迅速統一天下,因為只要能打敗北漢,收拾契丹,南方和蜀中顯然翻不起什麼浪花。雖然破唐滅蜀易如反掌,但是實際上宋初的軍隊是越來越弱了,被嚴重稀釋,也需要守更多的地盤。更何況還沒打契丹,趙匡胤已經搞了幾次杯酒釋兵權了,有經驗的將領打過幾次順風仗就退居二線了。

順風仗打慣了怎麼可能打得了強敵?小小的北漢,雖然有楊業這樣的名將加成,也不至於這麼敗的這麼慘。最後更是非常窩囊的設立“封樁庫”想要用金錢贖回燕雲十六州。還留下收復燕雲可封王的傳說,以至於北宋末年,童貫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收復燕雲,成就太監封王的夙願。

南邊趙匡胤打到大渡河,居然玉斧一揮說下了“朕的江山到此為至”的愚蠢言論。開國皇帝雖然出身軍官世家,但是卻對五代十國期間藩鎮割據有太大的陰影,導致矯枉過正,出現宋朝太文過飾非,武將地位低下的局面。

對士大夫寬容,是宋朝的先進之處,也是宋朝亡國之因

宋朝毫無疑問是對士大夫最為寬容的朝代,趙匡胤的除謀反罪外不得殺害士大夫的國策,基本得到了堅決的執行。蘇軾烏臺詩案諷刺朝政,阻擾新法的罪名其實也不算冤枉,最終得以死裡逃生也多虧了這條國策。

但凡是有利有弊,如果說對武將的打壓是矯枉過正,那麼對文臣的寬容甚至說是縱容是讓文臣恃寵而驕的根本原因了。即使是號稱“仁宗盛世”宋朝最好的四十年的時代,普通老百姓實際上並沒有很多文藝小說中的那麼安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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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劇照

簡單舉一例子,富弼在出使遼國,面對刀斧加身,而毫不畏懼的硬漢,卻在大白天遇到盜賊而害怕不已。慶曆年間,正是後世鼓吹的“仁宗盛世”,卻出現四十三州都鬧盜賊,這些盜賊大白天就敢衝擊府庫,劫掠而去,怎能不讓富弼“每念及此,不寒而戰”呢?

富弼嘆息說“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司馬光也說“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名臣包拯也說“重率暴斂,日甚一日”。這就是慶曆新政的背景,也是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要變法的根本原因。

而實際上范仲淹、韓琦所推行的新政,都將改革吏治、選舉人才、防禦邊地做為重心,是避重就輕忽略了所謂“三冗”背後真正將壓力轉移在了農民身上。簡單通俗的講所謂的三冗就是:官多不幹事、兵多不打仗、錢多不頂用。

後面的王安石變法實際上也是治標不治本,想收縮赤字,光靠開源而不節流,實際上依舊浪費大量的資源。民不加賦而國稅足實際上也是一種避重就輕,不想解決多餘的官員、士兵和費用而想要節約老百姓的錢,甚至是賺老百姓的錢。很多決策看似解決了老百姓的難題,卻在實際操作中被掌握話語權和解釋權的官員宗族所利用,成為搜刮的名目。

大宋輝煌和智慧背後,是開國之初就隱藏著的弱宋基因

實際上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文官集團,王安石也好,范仲淹也罷,是不可能損害文官利益的,僅僅是稍微有些讓步也會被文官集團所拋棄。所以改革始終是井中月,水中花,一面輝煌燦爛一面懦弱衰敗成了大宋迥然不同的一體兩面。

所以有岳飛、文天祥也會有秦檜、張邦昌,凡是過猶不及,漢唐以武人強亡,宋明以武人弱亡。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由此二者,或不可缺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