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延緩衰老:學外語,你的大腦還能……

不止延緩衰老:學外語,你的大腦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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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門新語言費時費力。在今天,創新技術已經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多語言溝通。但翻譯軟體的出現會讓語言學習變得多餘嗎?如果不學語言的話,我們的大腦會發生什麼變化?在當前的局勢下,人們該如何重新喚起對語言學習的興趣?在本次訪談中,兩位英語教學法領域的教授——米夏埃拉·桑巴尼斯教授和海納·博特格教授為我們帶來了驚人的神經科學認識。

文/施蒂芬妮·埃森賴希、寶拉·朔勒曼博士

桑巴尼斯女士,我們不妨從最具挑釁性的問題入手:在有那麼多優秀翻譯軟體的今天,語言學習還有什麼意義?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教授 | © Sambanis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

學習語言當然會為許多成長和教育過程帶來幫助。世界即語言。我們與他人打交道,藉此瞭解其他文化和傳統,從而實現坦誠相見。此外,從經濟角度看,語言學習也是一筆回報豐厚的明智投資。學習超過一種語言,將為大腦帶來特殊的生長和組織過程變化,並最終令人受益。例如,人們現已證明語言學習能減緩認知僵化,將痴呆症的出現時間推遲四至五年;出現中風後,多語人群的認知能力恢復機率要比常人高一倍。由此節省下的健康支出就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現如今,我們只要戴上耳塞,就能在談話過程中調出同聲傳譯。您認為這項技術是否會在全球造成外語學習熱情的減退?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

但願不會。一方面,這項技術的確很棒,否則我們就無法相互溝通。另一方面,它也會讓我們相互疏遠,對我們造成困擾。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將缺少一整個維度。除此之外,人們不再勤於用腦會產生什麼後果,也是我所不敢想象的。我們不妨瞭解一下弗林效應。幾十年的測試結果顯示人們變得越來越聰明。但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陷入停滯,甚至有所倒退。弗林效應表明,我們在某些領域沒能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有趣的是,首當其衝的恰恰是技術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即方向認知能力。現在還有誰會在腦海裡設想出一幅地理位置圖呢?我們只會立即拿起導航。離開了GPS,我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確定方位。

多語種對社會意味著什麼?

海納·博特格教授 | © Böttger

海納·博特格:

2015年,我曾在紐西蘭奧克蘭出席一次與多語種相關的會議。會上,一位毛利人教授在做了15分鐘的主旨發言後突然開始啜泣。這是為何?因為在教育政策上深受英國影響的當地政府在不久前將英語確立為所有學校的通用語言。要知道,奧克蘭的小學裡講授多達64種島嶼方言。如果英語被確立為學校裡的第一語言,那麼許多土著人的島嶼方言就會瀕臨滅絕。但英國人依然透過其對語言相關教育政策的影響力,實現了殖民主義所未能實現的一切。由於單一語言的獨霸(如紐西蘭的英語),我們正在見證文化和“原初語言”的衰亡。

這種語言霸權無處不在。英語已經成為了世界語言。

海納·博特格:

這就會引出一種會引人不快的認識。我們必須擺脫侷限於特定語言價值的意識形態,將目光更多地著眼於多種語言所能實現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將英語作為通用語言。有一些傳言還在其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常說英語是一門簡單的語言,在達到一定水平之前,情況也的確如此。但在涉及不同層次的要求時,英語就變得很難了。因為英語只有一小部分內容有固定規則,其他都要由說話和寫作意圖決定。

與英語相比,人們往往認為德語和法語更加難學。這類先入之見會對語言學習產生什麼影響呢?是什麼讓語言學習具有吸引力?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

從教學和心理學研究中,我們知道學習態度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但我們不應忘記,英語恰恰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它是網際網路和媒體的語言,也是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人們對此感到親切,也注意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他語言通常沒有那麼顯眼,這也在側面凸顯了英語的重要性。在這方面,一些對“無聊”的研究十分有趣。它們考察青少年學生對每門課程無聊程度的判斷及其原因。站在學生的角度,音樂課最為無聊,緊隨其後的是物理和數學。英語則相對受到歡迎。學生們覺得這門課程十分有用,並且英語可以直接使用。他們可以用英語表達自己的觀點,討論最新的話題,並且能找到它與日常生活的關聯。這些都是他們在做出評價時的參考要素。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啟發:學習必須有具體用途,貼近日常生活,特別是要具有相關性。

語言天賦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在大腦中有著何種程度的體現?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

延什科博士是這一領域的頂尖學者。這位挪威卑爾根大學的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主要研究大腦對音樂和語言的對映和處理。在他看來,目前還沒有明顯證據證明語言天賦的存在。更為重要的是兩個因素:一是開始練習的時間節點,二是投入到學習和練習過程中的時間。目前的研究結果傾向於認為天賦並非與生俱來。我們只是在開發身上沉睡的潛力,只不過在有些人那裡,這一能力始終沒有被喚醒。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證實基因因素的存在。這就像是一個瓶頸結構。一個人如果沒有翅膀,那怎麼都飛不起來。對我們這些教學研究者而言,除時間因素(學習的開始時間、持續時間和頻率)外,互動的質量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那麼已經存在的語言障礙該如何消除呢?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

大腦具有可塑性。人們必須做出許多積極的改變,才能轉變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人們需要創造許多機會,讓自己意識到:“哦,我也做得到嘛!”我們可以藉助一些例子和積極的榜樣,逐步實現大腦思維方式的轉變。但這一切需要耐心,因為一張對厭倦語言學習的情緒之網已經在大腦中成形。人們必須拆除這張網,再搭建一張新網。要想替換或修補一張舊網,就必須構造一張更為強大的新網。成功的經歷以及積極的印象和經驗,都將有助於打破惡性迴圈。

受訪物件:

海納·博特格是艾希施泰滕-英戈爾施塔特天主教大學英語教學法教授。他目前的研究興趣為多語言和語言教育神經學。

米夏埃拉·桑巴尼斯教授是柏林自由大學英語教學法講席教授。她將神經科學與教學法相結合,擅長將整理後的知識投入到實際運用。

作者簡介:

寶拉·朔勒曼博士現在波爾多生活和工作。她在那裡成立了自己的語言學校,從近一年前起開始講授對外德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