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衛國：東亞漢籍與中國史研究

最近十餘年來，中國學術界在復旦大學葛兆光和南京大學張伯偉等先生的倡導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學術熱潮，這就是葛先生所倡導的“從周邊看中國”與張先生所提倡的“異域之眼”。葛先生重史學，張先生重文學，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研究的視角由西方轉向東亞，研究資料則是域外漢籍，研究物件依然還是中國本身。這是新世紀的新學術取向，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術關注。

東亞漢籍之價值與研究之必要

東亞是一個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區域，這是因為它有著自身完全不同的特點。德國哲學家卡爾·亞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軸心時代”的理論，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時期，幾乎同時在印度、西方和中國出現了精神的自覺，湧現了一批偉大的哲學家，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種基本問題，創立了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軸心期三個地區以外的民族，或與之保持差距，或與之有所接觸，並被拖入其歷史過程。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就先後被拖入了以中國為軸心的東亞文明之中。也正因如此，東亞世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歷史景象，誠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所言東亞世界的“四大支柱”：漢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統，構成了東亞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特點。漢字則是最為基礎的“支柱”，正因為有了漢字，流傳下來豐富的漢籍，成為東亞世界共同的財富。亞斯貝斯說：“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當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學術與歷史走向時，尤其是在西方理論和話語衝擊之下，我們越來越迷失的時候，放眼東亞，發現有如此豐富的域外漢籍，幾乎還處於我們主流學術關懷之外，這不僅是我們學術上的失誤，也使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有所侷限，因此，域外漢籍的研究，不僅可以帶來新的豐富資料，開闊研究視野，矯正我們認識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可以將中國學術引向一個新的時代。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張伯偉先生在《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都提到過，傳統的中國是完全“在中國發現歷史”，天朝上國的傲慢使得我們無法真正瞭解周邊的歷史，對於自身歷史的認識也缺乏一種參照物件，因而不乏片面與偏見。20世紀初所建立的現代學術，則完全是在西方學術體系下建立的，西方的理論既是我們學術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認識結論的評判標準，儘管它有很大的貢獻，但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迷失自我的學術。有著共同歷史背景的東亞，有著相似的文化觀念，歷史中彼此共存，文獻中記載著彼此，留存下來豐富的漢籍，把東亞漢籍作為研究的新視角，不僅可以撥開“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迷霧，也可以打破西方話語的壟斷，從而將中國學術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東亞漢籍與明清史研究

最近十餘年來，筆者一直關注明清中國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和朝鮮的關係問題，不妨以此為例略作說明。明代發生了一場持續七年的戰爭——明代抗倭援朝戰爭（從1592年到1599年）。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場戰爭，是近世東亞所發生的第一場涉及三國的戰爭，對於中國歷史以及東亞世界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有人說正是因為明朝在這場戰爭中傷筋動骨，因此戰爭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就滅亡了，建州女真乘著這個間隙逐漸強大起來，最終取代明朝，成為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奇怪的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術界對這場戰爭的研究非常少，除了臺灣學者李光濤編過《壬辰倭亂史料》和《萬曆二十三年明朝冊封日本考》等資料性的著作外，其他真正全面系統的學術論著幾乎沒有。但是在韓國和日本則有非常深入系統的研究，韓國研究成果甚多，1967年就出版了李炯錫三卷本《壬辰戰亂史》，全書2000多頁，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親自題寫書名，此後專題研究非常之多，論著不勝列舉。日本研究的著作也十分豐富，以北島萬次、三鬼清一郎、貫井正之等一批學者為代表，出版了系列論著。即便在西方學界，也不時能見到有關這場戰爭的論著出版。但在我們這邊，能夠讓人眼前一亮的著作至今沒有出現。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最近終於有了答案。事實上，從明朝開始，對這場戰爭的認識與記載就存在問題，中國學術界對這場戰爭的認識至今仍模糊不清。

首先，明朝史家從來都是把它看成是與萬曆年間平定寧夏哱拜之役、平定播州楊應龍之役相提並論的“萬曆三大徵”之一，即如茅瑞徵的《萬曆三大徵考》。這就是“從中國歷史出發”，而不是具有從東亞國際關係的角度出發，去記錄這場戰爭的歷史。當時官修的《明神宗實錄》對這場戰爭的記載一鱗半爪，因為作為天朝上國的實錄，記錄本朝皇帝起居、本朝政事、制度沿革、官員任免等內容才是最為關鍵的。即便記載明軍在朝鮮半島的戰事情況，也是因為涉及將領的任免與獎賞，才給予一定的關注，而對於整個戰爭的歷程，並不重視，史料掛一漏萬，粗疏零亂。

其次，更重要的是，不僅史料錯誤百出，對這場戰爭的評價也基本錯誤。只要稍稍將朝方史料與明朝史料對照，會發現即便是同一個人物、同一件事情，記載迥然不同，評價天壤之別。如楊鎬，作為壬辰戰爭的明朝經略，明朝史料把他寫成是貪功冒餉的庸才，而《朝鮮宣祖實錄》等史料中則處處對他加以稱頌，讚頌他是“再造藩邦”的名將。因為《明實錄》的編撰者，往往藉機黨同伐異，甚至顛倒黑白，故意歪曲事實。明朝實錄“不實”的問題，不少明代史家就曾加以批評。就楊鎬的史事來說，明兵部主事丁應泰彈劾楊鎬“貪功冒餉”，但是朝鮮國王、明軍總督邢玠、監軍御史陳效以及諸多將領，紛紛上疏為他辯白。明廷中因為黨爭，首輔與次輔的鬥爭、主戰派與主和派的角逐，致使楊鎬被罷免。朝鮮君臣則認為這是十足的冤案，可是無法改變明廷的決定。《明神宗實錄》的編修，在薩爾滸之戰之後，楊鎬因薩爾滸戰敗而被下獄，所以《明神宗實錄》在敘述楊鎬時，依從丁應泰之說法，且只詳載丁應泰疏文，其他材料一概略之。相比其他史料而言，《明實錄》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成為以後史書依從的範本。以後的史書，無論是《國榷》《明史紀事本末》，還是《明史》《明通鑑》，基本上是因襲《明神宗實錄》的說法，或多多少少作區域性修補，於是不僅否定楊鎬的戰功，進而否定整場戰爭的作用，《明史·朝鮮傳》竟然如此論定：“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可是翻開《朝鮮王朝實錄》，對這場戰爭的認識就會完全不同。

第三，當前中國明史學界對於此次戰爭的研究，大多以明清史料為主，所運用的史料是片面的，對戰爭的認識也是片面的，最終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可見，對於明代抗倭援朝戰爭，必須要開啟眼界，全面佔有各方的資料，充分利用域外漢籍資料，與中國明清史資料，進行互證比勘，去除疑誤，消除偏見，才有可能將真正的歷史呈現出來。

此外，明清易代史是明清史學界非常關注的問題，除了明清間的戰爭研究外，對於明清之間的傳承，也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向來認為“清承明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並不全面，因為明清之間，既有繼承，也有斷裂。一定層面上，斷裂的因素可能更大些。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在東亞的角度來考慮，運用域外的漢籍資料，就可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結論。即從朝鮮王朝與明清兩朝的關係上看，斷裂的因素遠遠大於傳承，儘管從形式上看，並無太大變化，但朝鮮王朝對明朝採取的是“慕華事大”政策；對於清朝則採取“華夷觀”的視角，帶有“尊周攘夷”的心態。但是這些資料在中國史料中幾乎看不到，卻大量存在朝鮮王朝的史籍中，因此域外漢籍資料，不正可以進一步推動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嗎？而現在美國中國學界掀起的所謂“新清史”熱潮，也正是從滿文和域外漢籍等文獻中，發現許多中國漢籍資料中不存的資料，重新解讀清史。他們的結論需加以審視，但是研究視角值得關注。

東亞漢籍與中國史學史研究

域外漢籍也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既可以豐富對中國史學史的瞭解，也可以擴大中國史學史的範疇，甚至重新認識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些基本問題。

東亞漢文化圈中，史學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傳統的中國史學對朝鮮、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學有著深刻的影響，幾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國史籍，都傳到了東亞其他國家，並且廣受重視，成為他們習讀歷史的重要典籍，而他們所編修的史書，也基本上效法中國史書體裁。即以朝鮮王朝為例，朝鮮古代史書的主要體裁，完全效法中國史書，只是某些史書中體裁有所變通，如在鄭麟趾《高麗史》中，不列本紀而設世家。在日本和越南也幾乎類似，日本的《日本書紀》等“六國史”就是模仿中國正史和編年體史編成的，《大日本史》和越南《大越史記全書》也是效法中國紀傳體史書而編撰的。但以往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中，對於這些內容幾乎未曾涉及。利用域外漢籍不僅可以彌補這一學術空白，而且考察周邊各國傳統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吸收與變更，可以進一步推進中國傳統史學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有些中國歷史上的史書如今幾乎不為人所知，但傳到朝鮮、日本和越南後，卻成為人所共知的重要典籍。即如元朝曾先之編撰的《十八史略》，其基本內容是按朝代、時間順序，以帝王為中心敘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元明時期，曾作為私塾中啟蒙性的歷史讀本，最初篇帙僅為二卷，後不斷經人註釋、續編，在元明之際一度流傳非常廣，並傳到朝鮮、日本，成為他們習讀歷史的重要書籍，至今依然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但是在中國，清朝以後則幾乎不為人所知，至今在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幾乎無人提及。對於這樣的史書考察，既可以彌補中國資料的不足，又可以進一步深化中國史學的研究。

總之，這樣的問題不勝列舉，東亞漢籍，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們的學術資源，更重要的是可以開啟我們的視野，去除某些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迷霧，深入發掘域外漢籍資料，一定可以推進許多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重建新的歷史認識，進而推進中國學術的發展。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