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良心債”如何償還？

在中國當下的政治和文化語境中，“動亂的十年”幾乎是不可觸碰的，特別是當你試圖從社會層面去反思這場運動的時候。當然，這裡面除了政治的管制，還有一方面就是人們普遍對“人人犯錯”的群體記憶的刻意掩蓋。所以，如果試圖涉獵相關話題，不僅要有足夠的勇氣，還要有些“小聰明”才行。

梁曉聲的最新長篇小說《覺醒》大概可以算作此種“小聰明”的成功範例，它避開了“大問題”的追究，從時代大敘事中“投機取巧”，以個別個體的道德情感入手，找到一個不算正面的切入口：一個十三歲的少女陶姮跟隨被打倒的父母返回農村老家接受勞動改造，其個人和家庭遭受到來自鄉鄰和老師（陶老師）的歧視性對待。在一次交學費的過程中，由於無心之過，陶姮誤以為陶老師貪汙了她們幾個同學的學費，從而被記恨陶老師的同僚利用導致陶老師被批捕入獄，其後陶老師精神失常……多年後，已是美國知名大學教授的陶姮難隱心中愧疚，決定回國向陶老師當面懺悔，故事由此展開……

這個故事無疑是個體化的，其主線僅僅是陶姮對自己道德負疚的救贖之旅，但這個旅程卻是旁逸側出的，它無可避免的涉獵歷史事件的回顧（即便是區域性且個體的，卻也是窺一斑而知全豹），也不可避免的牽扯當下中國的意識形態現狀（即便只是基層且分部的，但也是一種具體化的典型）。這其中，關於人在政治語境中的異化是分明的，無論是動亂時期還是開放的當下，只要人們甘願將自己放置到政治責任之中，其思想行為的異變就不自覺的發生了。無疑，這都是來自“權力壓力”的脅迫。然而，人們面對這種壓力有時候能自知，有時候則不自覺，更甚至會藉由這種力量來行乖張之事。書中說：“一個特別政治化的社會肯定是不成熟的社會，甚至可能是病態的畸形的社會。中國的問題恰恰在於，某些政治人物對文化的不夠尊重。”這話可以作為中國社會“特色”的一句總結，即便放到當下也不為過。當然，這個話題對於國人來說理當不陌生，點到為止也就不言自明瞭。

而所謂“覺醒”，我理解就是人們在超脫出政治壓力之後的一種心智恢復。首先是身在美國的陶姮，她覺得無論是自己還是陶老師，甚至是一眾鄉鄰（乃至全體中國人），在社會基本恢復常態多年之後，理應有所反思，並在此基礎上有所行動——相互懺悔。然而陶姮還是高估了群眾對於歷史債務的償還意願，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這是筆糊塗賬，不可“斤斤計較”，如若較真，則臉面無存。正如書中的派出所副所長所言：“不懺悔根本不成什麼良心問題！能把罪過之事一乾二淨地推給別人，那還很得意呢！你們記住，要習慣地是忘卻！都善於忘，便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由此，陶姮的懺悔之旅必將不會順遂。但諷刺的是，正當陶姮深陷各種糾纏之時，卻是派出所以完成“政治任務”的形式幫助其“圓滿”的達成了心願。難道在中國離開“政治”寸步難行嗎？

而關於“懺悔”，身在精神病院的陶老師打了一個“太極”，他說陶姮的記憶是假的，她不該被這樣的心理暗示所困擾，並像一個智者一樣勸慰陶姮——其實正常人與精神病患者的界限是模糊的，身份也是可以互換的，“精神病不僅能遺傳，還能互相傳染。一個原本精神正常的人，整天被一些瘋子所包圍，他心理上會漸漸生出一種寧願被同化的放棄傾向，就是放棄做一個精神正常的人的那種堅持和恪守。因為堅持和恪守會很累，不容易，痛苦。一旦放棄，和大家一樣了，反而會頓時活得輕鬆，樂在其中。”這段“瘋話”也可以看作是對動亂時期人們種種失智行為的一種告解，畢竟身處一個狂亂的年代，人的瘋狂才是“正常”的。也正如此，一個失智年代欠下的良心債或者並不適合由一個正常人來償還，否則就是另一種失衡。

由此，時代的覺醒仍然處於不居的變動之中，而懺悔，則被要求埋伏在日常之下，不宜成為與人明示的宣告。畢竟人性的弊病仍在延續，不可根絕。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覺醒的意識始終潛伏在昏聵的底層，永不熄滅，明暗兩性相剋相生，總歸也是希望之一種。

202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