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鋒：句吳是早期方國，泰伯奔吳不可信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無錫市錫山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蘇南地區的無錫闔閭城、丹陽葛城及神河頭、蘇州木瀆古城等先秦古城址進行了發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其中，無錫闔閭城遺址的發掘入選國家文物局主辦的“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蘇州木瀆古城遺址的發掘入選中國社科院主辦的“201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後又入選國家文物局主辦的“2010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尤其是蘇州木瀆古城的發掘，給春秋時期吳國曆史的探索和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中央電視臺“探索與發現”欄目因此專門製作了五集連續節目《回望句吳》，將人們對吳國曆史的探索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木瀆古城的發掘，其意義絕不能停留在社會公眾對吳國古史揭秘心態的滿足上，而必須上升到嚴密的歷史學研究；它必須與時代相近的丹陽葛城、無錫闔閭城以及上世紀50年代以來多次發掘的常州淹城等遺址相結合，使之成為重新認識吳國曆史的一組史料，尤其是在文獻史料較少、傳說附會顯見的吳國曆史上，這一組史料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然而，無錫闔閭城的發掘資料尚未全面公佈，蘇州木瀆古城的發掘仍在進行當中，詳細的考古學研究時機尚不成熟。本文試圖借鑑早期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學術理論，貼近近年來蘇南古城址的考古發現，以及常州淹城遺址、無錫鴻山越墓、太湖東岸地區的石室土墩等相關考古資料，結合文獻史料，在宏觀上重新思考吳國曆史，為即將到來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近年來蘇南地區先秦古城遺址發掘概況1.無錫闔閭城遺址
無錫闔閭城遺址跨無錫市濱湖區與常州市武進區，20世紀50年代曾發現由東、西二小城組成的內城，並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7—2008年對其進行了全面的調查鑽探，區域性地點作了試掘。除進一步弄清內城東、西二小城內建築基址的佈局、道路外，還發現了已全部掩埋於地下的東西長約2100米、南北寬約1400米、面積約2。94平方公里的外城，在城的東北龍山上還調查發現了一條蜿蜒曲折的石牆。
2.丹陽葛城及神河頭遺址
葛城遺址位於丹陽市珥陵鎮祥裡村南葛城組，2007年因磚廠取土遺址遭破壞，2007—2008年進行了鑽探和發掘，揭示出葛城遺址是西周至於春秋時期的吳國大型城址。遺址中心部分為一不規則長方形古城，東西長約200米，南北寬約150米，城內高出周圍農田3米。20世紀90年代，四周城牆尚儲存完好，城牆普遍高出城內地表約5米。神河頭遺址為附屬於葛城遺址的特大型環濠高臺祭壇。底部南北長約81。5米，東西寬約68米，高出周圍地面約4。8米，環濠寬約20-35米。
3.蘇州木瀆古城遺址
2009年下半年調查發現，2010年下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蘇州市考古研究所聯合考古隊對吳中區穹窿山東麓堰頭村、仰家村，天池山南麓大焦山西麓五峰村，以及堯峰山西麓堯峰、劉莊、新峰等重要地點進行鑽探、發掘，基本上確定了古城址的範圍，並發現了東西城牆遺址、河道、水城門、作坊、墓葬、合豐小城等遺存。據報道，古城依山臨湖，呈不規則狀，似乎扇形，總面積約25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春秋時期最大的古城遺址。除上述3處新發掘的城址外，此前進行過數次調查和發掘的常州武進春秋淹城遺址，以及2004年前後發掘的無錫鴻山墓地，也是本文涉及到的相關資料，簡介如下。無錫掘地三尺越文化遺址明顯。
4.常州淹城遺址
位於常州市武進區湖塘鎮。城址為圓形，有三道環濠及三重城牆，東西長約850米，南北寬約750米，總面積65萬平方米。城垣均用泥土堆築而成，一般高度在3米左右。歷年來出土了大批的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文物，有青銅兵器、原始瓷器、幾何印紋陶器、青銅禮器以及獨木舟等。1958年在淹城內城河中出土的三輪盤、尊、犧匜、句鑃等青銅禮器尤其引人注目。
5.鴻山墓地
鴻山墓地位於無錫市鴻山鎮。這個地點介於無錫市區與蘇州市區之間，距兩市市區均為20公里，東與蘇州市相城區黃埭鎮交界，南至滸墅關鎮約10公里，在吳越時期實際上是政治中心姑蘇的外圍墓地。確認的墓葬52座。墓葬均為高出地面的土墩，大小不一，多為長圓形、長方形或覆鬥形，皆為東西向，一般東西長30—50米，南北寬20—40米，最大的東西長80米，南北寬50米。2004年鴻山鎮政府規劃在墓地建開發區，南京博物院等單位聯合發掘，共發掘清理7座。入選“2004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
上述城址的性質判斷與問題所在
在發掘過程及隨後的研究中，研究者對上述古城遺址的時代、性質作出了各自的判斷。
1.關於無錫闔閭城遺址。
發掘者及專家論證稱：根據考古資料和有關文獻記載初步推斷，闔閭城遺址應為春秋時期吳王闔閭所建的都城，這一發現，無疑是吳越考古乃至全國東周考古的重大突破。
2.關於丹陽葛城、神河頭遺址。
發掘者依據出土文物確定葛城遺址的使用年代從西周中期延續到春秋晚期，是迄今為止（木瀆春秋古城址發掘資料公佈以前）江蘇境內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儲存最好、內涵最為豐富的城址，其使用時代貫穿吳國曆史的整個過程，不排除其為吳國早、中期都城的可能性。與之緊鄰的神河頭遺址屬祭祀場所，廣義上應是葛城城址的組成部分，這將對吳國城市的形制佈局、吳國的禮制等研究產生極其重要的價值。
3.關於木瀆春秋古城遺址。
發掘者認為，東周時期吳國曾建都於蘇州一帶，但一直沒有取得考古學上的支援，這次春秋時期大型城址的發現，為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依據。總面積約25平方公里的城址，是目前所知春秋時期最大的古城遺址，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
4.關於常州淹城遺址。
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認識：①認為是淹國移民南遷而設的都城，民國時期吳越歷史研究者即已提出。這種觀點單純地將淹城的“淹”與今山東一帶的古“淹國”的“淹”視為同一內容；②認為是吳王壽夢第四子季札的封邑。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今常州為季札封地古延陵的傳說；③認為是吳國中期的都城。持這種觀點的多為考古學或吳文化研究者，考慮到了吳國政治中心不斷遷徙的歷史。如上所述，如果丹陽葛城、神河頭遺址是吳國早中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常州淹城是吳國中期的都城，無錫闔閭城是吳國晚期吳王闔閭建造的都城，木瀆春秋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那麼我們必然會遭遇以下一系列的問題：①吳國的政治中心到底在哪裡？吳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②如果無錫闔閭城是吳王闔閭建造的都城，那麼，蘇州作為吳國都城的歷史傳承將面臨著怎樣的挑戰？③如果木瀆古城是春秋晚期的吳國都城，那麼，今天蘇州市區的眾多歷史傳承又將如何理解？④位於今蘇州、無錫之間的鴻山墓地，為什麼不是吳墓是越墓？這些問題的產生，迫使我們對吳國曆史的發展過程以及吳、越爭戰的歷史進行重新思考。
吳人與吳國
關於吳人、吳國及吳越爭戰的歷史，最早散見於《春秋》、《左傳》、《世本》、《國語》等先秦典籍中，但均為零星記載。吳國滅亡400餘年後的司馬遷，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對其進行了整合，成為吳國曆史研究的最重要史料。又經200餘年，東漢袁康、吳平採集史料及民間傳說，輯成《越絕書》，趙曄撰成《吳越春秋》。至此，人們對吳越歷史的記憶告一段落，後代對吳越歷史的敘述均不出以上範圍，吳地也逐漸成為與中原地區基本上均質的區域。司馬遷撰著《史記》，這一項偉大工程的諸多意義中有一點常常被人忽視，這就是其大一統的史學思想。也就是說，司馬遷是在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下，為中國撰述了第一部充滿大一統思想的史學著作。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他將周邊民族的始祖幾乎無一例外地追溯到了中國古代的聖王賢君，若不是聖王賢君，也必定是聖王賢君的傅佐一類的人。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如朝鮮，王衛滿，故燕人也；如吳，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國；如越，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如秦，帝顓頊之苗裔；如楚，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先祖鬻熊者，周文王之師；如齊，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尚又為周文王之師。對於這些說法，歷代的史學家幾乎都不加懷疑地全盤接受了。然而，像匈奴那樣，由於與中原的歷史文化大相徑庭，語言習俗相差甚遠，因此在研究中被明確不屬於華夏系統，而對先秦時期分佈在中原周邊地區的秦、晉、齊、楚、吳、越這樣的“國家”，在我們的意識中卻很少將之視為有別於華夏，具體說來就是有別於周王朝的族群。事實上，包括吳在內的楚、越、齊、晉、秦等國，其遠古的歷史文化都有別於中原的周王朝，如果周王朝是華夏的話，那麼，這些國家便是“夷狄”。吳國作為“夷狄”，除表現在其“斷髮文身”等社會習俗上，還表現在其作為一個民族鮮明特徵的語言上，這可以從吳國君主的名字、吳國的國號上獲得線索。《史記》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中詳細記錄了歷代吳王的世系：太伯—仲雍—季簡—叔達—周章—熊遂—柯相—強鳩夷—餘橋疑吾—柯廬—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諸樊—餘祭—餘昧—僚—闔閭—夫差以上這25位王名，很明顯可以分成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A。太伯至叔達時期，包括太伯、仲雍、季簡、叔達4王。《吳太伯世家》稱，太伯、仲雍均是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兄弟之中，季歷最有賢名，且其子昌（後來的周文王）更具賢君之才。周太王有意讓季歷、昌父子繼承王位，太伯、仲雍二人於是逃出關中，避地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後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伐紂滅商勝利之後，尋太伯、仲雍之後，見周章已在吳地稱王，遂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夏虛（即安邑，今山西夏縣一帶）。至此，太伯、仲雍讓位出奔的故事結束。今山西中條山的支脈西周以來稱虞山，又稱吳山，虞仲所封之地就在吳山附近。“虞”字的音部為“吳”，可見虞、吳二字上古時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這就是太伯、仲雍奔吳這一歷史故事的原型。虞仲所封之國稱虞國，後被晉國滅亡，成為成語“唇亡齒寒”的出典。在後世的傳說中，因“吳”字相同，將江南的吳王周章附會成了虞仲（封於虞地的次子）的兄長，且這一階段的4位吳王的名字中均有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等字，這些其實都是西周以後嫡長子繼承製觀念的反映。B。周章至夫差時期，包括周章、熊遂、柯相、強鳩夷、餘橋疑吾、柯廬、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諸樊、餘祭、餘昧、僚、闔廬、夫差共21王。這一時期的21位吳王才是真正的吳國世系。一些吳文化研究者認為，吳王的名字中體現不出應有的吉祥寓意，因此，吳國的文化發展是落後的。這種觀點形成的背後，依然是將吳國看成與中原王朝均質的存在，而沒有考慮到吳國作為“夷狄”的特性。從古音韻學的角度出發，以上21位吳王的名字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組（括號內為文獻中所見異名或其他轉寫）。甲組：周章、周繇、壽夢（孰姑、乘）、諸樊（遏、謁）、僚（州於）乙組：柯相、柯廬、屈羽、轉（柯轉）、句卑（畢軫）、去齊、句餘、闔廬（闔閭、蓋廬、光）丙組：餘橋疑吾、夷吾、餘祭（句餘、戴吳）、餘昧（夷末、夷昧）丁組：頗高（頗夢）、夫差戊組：熊遂、強鳩夷、禽處甲組的共同特徵是名字的首音均為tśíwo或與tśiwo相近的音，乙組的共同特徵是首音均為ko或與ko相近的音，丙組的共同特徵是首音均為i或與i相近的音，丁組的共同特徵是首音均為puâ或與puâ相近的音，戊組為特徵不明顯者。此外，史籍中出現的句吳其他重要成員如季札（壽夢子，夷式名“州來”）、燭庸（吳公子）、蓋餘（又寫作“掩餘”，吳公子）、夫概（闔廬之弟）等人均可歸入上述幾組。吳王名字中的這些讀音，雖然目前我們無從知曉其含義，但這些字音無疑透露出了有別於中原語音的古吳語資訊。不同的人用中原漢字近似的字音記錄吳王的名字，如壽夢、諸樊、餘昧、闔廬等，可以稱之為“夷式名”。出土的吳國青銅兵器上多有用數個漢字讀音來表示的吳王名，如姑癹者坂（推測為吳王諸樊）、者彶■【虍 下＋且，右＋又】■【虎 右＋力】（推測為吳王僚，即州於）、者減、餘孰等。在多音節的夷式名之外，史籍上還保留了部分吳王中原式的名字，如：乘（壽夢）、謁（諸樊）、僚（州於）、光（闔閭）、友（夫差太子）等。中原式名僅見於壽夢（乘）以後，這是吳國與中原交往的結果。青銅器銘文中吳國國號出現最多的是工■【虍 下＋魚，右＋ 攵】、工■【虍 下＋魚】、攻■【虍 下＋魚，右＋ 攵】、攻■【虍 下＋魚】、攻敔、攻吾，攻吳、句吳其次，單字“吳”只在夫差時期或中原文獻中出現，可見吳國國名也是多音節的詞語，中原人將之簡化成“吳”，從而很容易與今山西南部的虞（吳）國混淆。在各國爭霸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以及虞國早期的歷史被嫁接到了江南的句吳身上。
吳國方向
透過對吳王夷式名與吳國國號的分析可以推測，吳人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上也與中原諸侯截然不同，當然族群也就不同。句吳是江南的土著，與周王室無關，對句吳而言，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只能是春秋爭霸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附會。司馬遷史學中的大一統思想，並非是其個人的想象，而是春秋以來歷史發展的一個真實反映。春秋時期社會變革的一個典型事例是所謂“春秋五霸”的出現。“五霸”有兩說，一是指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活動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250年的前半期；另一是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句踐，他們的活動年代橫亙整個春秋，更能說明整個春秋時期政治權力的變化。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注意到了五霸各國與周王朝的差異，透過對五霸各國與周王朝在氏族、婚姻等制度層面上的比較分析，指出“五霸皆夷狄”，並認為春秋五霸的登場實際上就是“夷狄的文明化”過程。這一學說給我們理解中國上古的歷史演變提供了一個獨到的視角。在走向文明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與中原諸侯爭霸的過程中，作為“夷狄”的句吳，將自己的祖先附會成中原聖王賢君的苗裔，對內更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對外則能逐漸贏得中原諸侯的認同。句吳的附會傳說，推測與壽夢之子季札在中原各國的活動有關。季札夷式名為“州來”，是吳王壽夢第四子，在兄弟四人中最具賢名，壽夢意欲立季札為王，但季札堅決辭讓。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中用大量的篇幅記載了季札遊歷中原各國的經歷，並對季札不願為王的行為大加讚賞。可見，季札不願為吳王之事，與太伯、仲雍讓位的故事聯絡到了一起，很可能是這場造史運動的契機。但直到夫差憑軍事實力與中原諸侯在黃池會盟時，仍然被視作“夷”，因“夷德輕”而遭到中原諸侯的輕視。最終將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冠於句吳歷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還是司馬遷。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稱：“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然後來吳地實地考察，聽取民間傳說，撰成了《吳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春秋》古文今已不傳，其中如何言稱中原虞國與句吳之間的兄弟關係的不甚明瞭，目前所知最早、最系統的便是《吳太伯世家》。然而，司馬遷在撰述《吳太伯世家》時，對史實的考辨並不一定準確。例如，在講到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時，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即對此作出了批判性的評論：“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左傳》，文則隨義而換。”揭示了司馬遷撰史態度不謹慎的一個側面。在如此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傳說，在春秋中期以後形成的歷史記載中逐漸出現，吳越滅亡以後一直流傳於吳越故地，司馬遷將之完全歷史化，《越絕書》、《吳越春秋》將之擴大化，後人則堅信不移，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吳越文化及考古學的研究。
吳人的遷徙與蘇南古城址
史籍中留下的與吳國有關的古地名有鳩茲（今蕪湖附近）、姑孰（今安徽當塗）、胡孰（今南京江寧湖熟）、朱方（今鎮江丹徒鎮附近）、固城（今高淳固城鎮東）、胥河（今高淳胥溪）、闔閭城（無錫、常州交界處）、胥江（無錫闔閭城側）、胥山（無錫闔閭城側）、姑蘇、姑蘇臺、姑胥、胥門、胥江（蘇州泰讓橋至胥口）、邗（今揚州）等。其中蘇南地區經考古調查或發掘的西周春秋城址有淹城、胥城（今武進馬杭鎮東南）、留城（今武進湖塘鎮河留村）、闔閭城、葛城（丹陽珥陵）、朱方城（鎮江丹徒鎮）、吳城（蘇州越來溪行春橋西側上方山磨盤嶼）、木瀆古城等。文獻以及考古學研究中所見的吳國地名，其命名方法基本上可以分成三類：甲類：鳩茲、姑孰、胡孰、姑蘇、姑胥、朱方、胥城、胥河、胥江、胥山乙類：固城（高淳）、葛城、吳城丙類：闔閭城甲類的共同特徵是以ko-so或與ko-so相近的音、略音為基本讀音，乙類的共同特徵是以吳國的國號“攻吳”、“句吳”的因素為基本讀音。丙類則可能是以建造者的名字命名。因此，凡是帶有ko-so或“攻吳”等基本讀音的地名大多都與吳國有關。而其中甲類地名所含有的資訊更加重要，它們不僅數量多，而且還基本上按線條分佈，從這些地名的分佈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一條吳人遷徙的路線。春秋爭霸時期吳人將自己的祖先附會成太伯、仲雍，恐怕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在吳人的深層記憶中，他們是從某個地方遷徙而來的。早期吳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是青銅器，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中心在寧鎮丘陵地區的湖熟文化（屬商周青銅文化）屬於先吳（吳建國前）文化，而湖熟文化的面貌和特徵與江淮之間非常相似，它應是從“類似巢湖地區的龍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現在較多的學者主張吳人的祖先是棲息在淮河南北的“淮夷”。這個觀點很有魅力，非常值得關注。淮夷活動在淮河下游地區，又稱徐夷，後又分出了舒夷等不同名號的部落聯盟。居巢（今安徽巢湖周圍）也許正是南遷句吳人的故土。他們或許將自己居住的中心區域稱為ko-so（居巢）或與ko-so相近的音，而鳩茲、姑孰、胡孰、姑蘇、姑胥等音均與之相同或相近。隨著句吳的南遷，他們君長居住的中心區域都保留了這個稱呼，中心居住地周圍的河川山嶽也被稱作胥河、胥江、胥山。從江北的居巢到江南的鳩茲、姑孰、湖熟、朱（方）、姑蘇（姑胥），加上以國號命名的如固城、葛城、吳城等地點，將這些地點連起來，其實就是吳人的遷徙圖。一路走來，最後來到了今天的蘇州，蘇州成為吳國最晚期的政治中心。
句吳是在不斷的遷徙中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左傳》成公七年（前584）中留下了“壽夢立而吳始大，稱王……吳於是始通於中國”，這是史籍中關於吳國的最早記載。句吳一步一步走下寧鎮丘陵，繼續向東南的太湖平原發展，在這裡遇見了越人。從考古學上來看，今環太湖地區的蘇州、無錫、常州三市轄區，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就與錢塘江流域同為越文化的分佈範圍，這裡是越人的世界。在吳人的壓迫下，越人終於爆發了自己的不滿，“越人伐吳”（《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37），吳、越兩大族群開始結怨，最後激化到了“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的程度，兩者之間的爭戰成為春秋後期江南歷史的主旋律。隨著吳人的東進南下，句吳的政治中心也隨著吳王的爭戰而不斷遷徙，這是一個國家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即“早期國家”的典型表現。中原國家也經歷了同樣的階段，商代前期的商王也在不停地遷徙之中，最終到盤庚的時候才定居在殷。商人的中心區域或商王的所居地被稱為“亳”，因此文獻中留下了多處被稱為“亳”的記載，直至今日尚困惑著人們對亳都的探索。先周時期的周人和周王同樣也在不停地遷徙，最終定居在渭水谷地的豐鎬。《世本》佚文稱“諸樊徙吳”（前560年事），但這裡的“吳”是指狹義的今蘇州市區周圍還是指廣義的太湖平原，這是個謎。因《世本》成書於戰國中期，對句吳的歷史多是追溯，難以為據，而且從其他史料中亦可推測這一說法問題很多。《吳太伯世家》稱，吳王闔廬十九年（前496），“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槜李……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又稱，夫差二年（前494），“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杜預注《左傳》稱夫椒為“太湖中椒山也”（哀公元年），歷代注家均持反對意見，認為太湖中的椒山離吳太近，伐越應該去越地，這正是對闔廬時期吳都在蘇州這一觀念的固化所引起的。從記載的邏輯上來看，吳王闔廬時期太湖的大部分割槽域依然控制在越人手中，吳國都城還不在姑蘇，應該在更西的地方，而今太湖東北岸無錫與常州之間的闔閭城即是有力的候選地。闔廬與句踐的爭戰以及夫差的報仇雪恨，目的均在將越人的勢力驅逐出太湖。《左傳》哀公元年（前494）載：“吳敗越於夫椒，遂入越。”夫差在太湖上擊潰了越王句踐，進入了越地，句踐則“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開始了臥薪嚐膽的復國計劃。越人勢力退出太湖以後，夫差將都城從闔閭城遷到了太湖東岸今蘇州市區西郊的丘陵地帶，這個地點依然繼承了ko-so這個讀音，並被轉寫成“姑蘇”或“姑胥”，闔閭城附近的胥河、胥山等地名也轉移到了蘇州，而這個地點今天看來就是木瀆古城。姑蘇或姑胥（木瀆古城）作為吳國最晚期的都城，前後延續僅20餘年（夫差在位23年）。公元前473，“越滅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徙治姑胥臺”（《越絕書·記地傳》），此後成為越國的都城。公元前473年開始，越人以姑蘇為根據地佔領吳國全土，在北上爭霸的過程中都城亦隨之北移。越王翳三十二年（前380年）越都又遷回姑蘇。句踐以後第六代越王無強末年（前323年），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強，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可見在百餘年間，越國的政治中心在今錢塘江西、北，與錢塘江東、南的會稽（今浙江紹興）關係不是很密切，姑蘇作為越國的都城或最重要的城市長期繁榮著。秦統一後分天下為36郡，其中管轄長江下游以南地區的郡稱會稽郡，郡治在吳縣。東漢永建四年（129年）才分出吳郡、會稽兩郡，吳郡治吳縣，會稽郡治山陰縣。會稽郡治在蘇州的時間長達350年，加上越國都姑蘇的百餘年，這裡作為越地中心的時間近五百年。會稽是越國、越人的歷史符號，可見，蘇州曾經是越國都城這一記憶，在戰國秦漢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以至於東漢時期編輯的《越絕書》，將今蘇州一帶的歷史傳承全部收入其中，卻不稱“吳絕書”或“吳越絕書”。透過對吳國曆史和吳都遷徙問題的考察，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木瀆古城內的主要文化遺存，應該是越國徙都姑蘇後留下來的；木瀆古城周邊七子山、借尼山等山頂留下來的石室土墩等遺存，也應該是越人墓葬，與吳人傳統的土墩墓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也正因為如此，位於姑蘇西北約20公里的鴻山墓地，也是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的越國墓地。只有這樣理解，相關的考古遺存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釋。
結語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結論。首先，從吳王的王名及句吳的國號來看，句吳在商周春秋時期是一個有別於中原文化系統的土著方國，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與句吳的歷史文化無關。其次，從考古學文化來看，句吳的先祖有可能來自淮水流域的淮夷，渡江南下後，以今寧鎮丘陵地區為活動中心，進入春秋時期後，開始向東南的太湖流域發展，與越人發生衝突，最終被越人擊敗。鳩茲、姑孰、湖熟、葛城、朱方、淹城、闔閭城、姑蘇，這些地名連成的線，應該是句吳遷徙的路線，其中的大多數地點也是句吳遷徙過程中某一個時期的政治中心，比較明確的是，闔閭城可能是吳王闔閭時期的都城，木瀆古城可能是吳王夫差時期的吳都，而淹城、葛城等遺址則極有可能是諸樊之前的吳都。從句吳政治中心隨著吳王的爭戰及句吳實力的漸次發展而不斷遷徙這一現象來看，句吳的歷史發展尚處在早期國家的階段。第三，吳亡後越人徙都姑蘇，其間雖曾一時北遷瑯琊等地，但姑蘇作為越國都城及越國大後方的最重要城市，持續了百年以上。如果蘇州木瀆古城作為吳王夫差時所建都城這一推測不誤，那麼，木瀆古城遺留下來的文化內涵更多地應屬於越人遺存，這與木瀆古城周邊遺留的數量眾多的石室土墩，以及無錫鴻山墓地等遺存一起，構成了越都姑蘇周圍濃郁的越國文化氛圍。從考古發掘來看，今天蘇州市區能夠確認最早的遺存在戰國中期以後，應與吳、越都城姑蘇關係不大。蘇州市區是戰國時期楚滅越以後逐漸形成的城市，秦漢以後成為太湖東岸甚至江南地區的最重要城市，因此，市區與吳、越都城有關的傳說如泰伯廟、錦帆路、胥門、伍子胥祠，甚至虎丘的吳王闔閭墓傳說等等，都是秦漢以後人的附會，最甚者為《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本文原題為《吳國曆史的再思考——以近年來蘇南春秋古城遺址的發掘為線索》，首發於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第二輯。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註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