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學傳播”這個術語的定義的探討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從事科學傳播大抵上也需如此，只有搞懂了什麼是科學傳播，才能更好地讓這種傳播產生預期的效果，否則就有可能出現很多“假汝而行”的非科學和不科學。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因為目前科學傳播還並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而且它與其他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也會從其他學科中借用很多理論，概念等，因而任何對它進行界定的嘗試都難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種說法可能也適用於對科學傳播進行界定的專家和學者。

畢竟，科學傳播作為一個概念術語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如果對其進行追根溯源，我們應該會發現有一個傘形概念或者說法，那就是科學大眾化，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的文化形態和社會語境會衍生出歸結到這個傘形概念之下的不同術語和概念，其中就包括科學傳播，除此之外還有科學普及，公眾理解科學，科學素養，科學與社會，公眾參與科學，以及近年來頗受關注的公民科學等等。雖然“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不過用短短千百字的小文梳理清這些概念之間縱橫交錯的內在關聯以及發展脈絡顯然是力有不逮的，也遠遠超出了筆者自身的能力之外，我們不妨從一篇試圖對科學傳播進行當代界定的文章來稍加探討下科學傳播這個概念。

2003年，伯恩斯（T。 W。 Burns）、奧康納（D。 J。 O‘Connor）和斯塔德邁爾（S。 M。 Stocklmayer）在《公眾理解科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科學傳播：當代的定義”（Science communication：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的文章。三位作者梳理了科學傳播的各個方面，同時也會上文提及的眾多術語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分析，可以算是當時的集大成之作了。他們認為科學傳播是“採用適當的技能、透過適當的媒體、開展適當的活動和有效的對話，來使傳播物件產生意識、欣賞、興趣、輿論、看法和理解之中的一種或多種反應。”這也被後來的學者稱之為AEIOU模式。作者們還在文中對相關的術語進行了界定，比如公眾、參與者、結果和反應、科學等等，應該說作者們給出的這種界定基本上表達了西方科學傳播從業者和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也是一個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的定義。

當然也有其他機構和學者嘗試著給出自己的定義，比如英國科技部和維康基金會在2000年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調查報告》中認為，科學傳播是透過媒體、科學家共同體、政府或工業界，向非專家群體進行科學傳播的行為。細心的你也許會發現這個界定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同義反復，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了概念的界定方將焦點放在了誰是科學傳播者上。近年來，有關科學傳播的理論著作日漸豐富，但是都繞不開對科學傳播進行界定的問題，然而我們這裡並不能窮盡，只能略舉一二。比如勞拉·鮑渥特（Laura Bowater）和基·約曼（Key Yeoman）基本上沿用了馬丁·鮑爾認為的科學傳播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看法，並分別對其進行了界定。莎拉·戴維斯（Sarah R。 Davies）和瑪雅·霍斯特（Maja Horst）則把科學傳播界定為一種有組織的活動，其目的是傳播科學知識、方法、過程和實踐。美國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出版的《有效的科學傳播：研究議程》報告中認為，科學傳播是對科學的資訊和觀點進行交流以實現一種目的或者目標，比如促進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更好理解，或者在與科學相關的爭議性議題方面更深入地理解多元的公眾觀點和關切。等等。

從國內來說，最早使用科學傳播這個概念的應該是翟傑全教授，他在1990年發表了題為《科學傳播學：一個亟待開拓的研究領域》的文章，並認為，科學傳播是指科學資料、科學知識、科學情報的交流、傳播和共享活動。同時，吳國盛教授認為，“科學傳播”就是把“傳播”的理念引入對“科學”的理解之中，用“傳播”的態度看待科學、對待科學。科學的“傳播”化，表明“多元、平等、開放互動”的現代觀念已經或正在進入科學事業中，進入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中。當然也有學者嘗試著在中國的語境下給出更具包容性或者說全納性的一種概念，比如科技傳播與普及。

而實際上，國內很少有專題性論文去深入探析科學傳播的界定，但是大家又都在用這個術語，似乎就科學傳播是什麼達成了某種不成文但又存在共識的內涵。然而在現實情況下，我們會發現存在著很多術語混用的狀況，這一方面給界定科學傳播到底是什麼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會讓科學傳播失去該有的嚴肅性。當然我們這裡不是要探討哪種界定更好一些，而是想表達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我們在承認科學傳播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和社會語境下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的前提下，有必要對它進行某種程度上的界定，這不僅有利於為促進科學傳播成為一個學科奠定一定的基礎，因為“對科學傳播進行清晰而通用的界定，將有助於這個領域的發展走向成熟，幫助它成為一門真正的學科”， 也有利於科學傳播這項事業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