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靠要”思想嚴重、留身份牟利 扶貧遇上懶漢惡漢怎麼辦？
羊痘病傳染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在精準扶貧的攻堅階段，扶貧工作逐漸由外部幫扶的“輸血治病”轉向激發群眾內生動力的“造血強身”。這時候，“懶漢”們在貧困群眾中顯得尤為扎眼——
一些扶貧戶“等靠要”思想嚴重，沒有脫貧的主觀能動性；
一些扶貧戶脫貧後想留住貧困戶身份牟利，將扶貧當作福利；
一些貧困戶精神上的貧困比物質貧困更隱蔽，不願踏出心理舒適圈；
極個別貧困戶不是“懶漢”而是“惡漢”……
2019年，一名雲南扶貧女幹部“怒斥”貧困戶的影片上了熱搜，引爆輿論。這位扶貧幹部雖然言辭犀利、情緒激動，卻實實在在說出了扶貧路上的一大難題——既要脫貧又不能養懶漢，那該怎麼辦？
下面幾個案例，是筆者在烏蒙山區及秦巴地區的扶貧幹部、村組幹部口中獲悉、查證的。
上面扶貧送牛羊，下面磨刀烹肉香
四川深山某個扶貧任務極重的N縣，包村幹部到對口貧困戶家羊圈一看，傻眼了。幾隻優良成年羊發下去，不到一週少了一半。
“你家羊呢？”答曰：“親戚們來了。”
“親戚來了你也不能宰羊啊？”答曰：“親戚們就是知道政府給我發了羊才來的……”
精準扶貧初期，“發羊宰羊”、“發雞燉雞”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出現。為了嚴防死守，西南G縣政府曾要求非駐村幹部的扶貧幹部們，每週4天3夜在貧困戶家同吃同住同勞動。
“逼得我工作組一個小年輕在山頂嚎叫發洩‘好難啊好難啊’，後來組織還批評教育了他，說他這樣影響不好。”G縣某扶貧幹部哭笑不得地告訴我。
“上週跋山涉水給他搬了個小型農用機，過幾天就會有技術人員來駐村教他怎麼使用。技術人員還沒來，農用機沒了，我問哪兒去了？他說賣廢鐵了，幾萬一臺的農用機啊！當時差點兒沒把我氣得背過去。”提到幾年前這件事，南部Y市某村的扶貧幹部依舊情緒激動。
糾訪鬧訪吃拿卡要，簽字變成“尚方寶劍”
某市的問政質詢處，一位村民聲淚俱下地控訴“村鎮政府不落實扶貧政策”，以下為問政資料中的村民原話：
“我家裡一直維持緊張巴巴的生活狀態，現在家裡住的還是傾斜、裂縫、漏著雨的土危房，家裡到處是大大小小的老鼠洞。家庭一直在M村是最慘的啊！”
“我從沒要過低保，沒有拿過一次政府給的補貼，更別說拿精準扶貧的好處。2018年初，瞭解到精準扶貧要改善百姓住房環境，市上把我家納入了房屋改造名單中。一家人興奮不已，心想多年以來的艱難苦處終於被發現了，全家抱團痛哭，留下的是感動而欣慰的淚水。於是全家拿出微薄積蓄，又向親戚朋友借了3萬，兒子在借貸平臺借2萬，全家開始翻新住房，辛苦了半年多完成主體工程，驗收時，驗收人員卻不給我們透過！我們老夫妻當場痛哭流涕。房子裝修工程只能擱滯，不知何時才能還清債務再裝修，新房夢碎，只能住回土危房之中。望領導核查此事，感謝各位心繫貧苦人民的領導……”
在市問政質詢處，這位來自烏蒙山區M鄉的村民趙某早已不是生面孔。針對這次住房改造問題，趙某最後還特別強調，農村和城市情況不一樣，領導們得親自進入村中深入調查，才能理解“農村黑白事必須用到的堂屋與烤火用的屋子，對於偏僻的山村來說都是剛需”。
“哎……一把心酸淚啊，有空再給你聊聊村裡其他事。”M村黨支部書記嘆了一口氣，似乎不願再回憶。
纏訪鬧訪非法訪，讓村鎮扶貧幹部苦不堪言。個別貧困戶把簽字當成“尚方寶劍”的 “吃拿卡要”，在精準扶貧初期也讓扶貧幹部們大為光火。
一位扶貧醫生曾氣憤地告訴我：“竟然叫我過年給他包一萬元，他就給我簽字，以後還會在省市檢查時為我‘美言幾句’，你說這種人把扶貧當成了什麼？”
這些例子，在各地絕非主流但也並非個例，且不適合放到檯面上來講。敢於說出上述情況的扶貧幹部們，大多已與筆者傢俬交數年，或經人介紹彼此信任。即便如此，他們也反覆叮囑筆者隱去資訊，“不敢發聲，就怕一個大帽子給你扣上來”、“萬一事情被一些媒體曲解鬧大，誰受得了？”
N縣為什麼不願養羊脫貧？
上面提到N縣貧困戶發羊就宰羊的案例，筆者深入瞭解後得知，在精準扶貧針對該縣打造羊肉品牌的初期，曾有百姓編打油詩調侃“愣叫荒灘養牲畜，百姓當然不買賬”、“惠民工程已失敗，多年心血付東流。如今又叫養黃羊，臉面不如飽肚皮”。
故事還得從九十年代說起。在該縣農村出現集體打工潮之前，黃羊一直是當地農民一大收入來源，當年也確實讓很多農民賺了錢。所以歷屆縣委書記上任之初，都考慮把“養羊”作為縣裡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
千禧年，黃羊曾被當地政府提升為全縣的“惠農工程”，縣政府希望將黃羊打造為知名品牌，開始在全縣鄉鎮大力推廣圈養黃羊。2004年頂峰時期，全縣圈養黃羊曾高達百萬只。
但是，在國家10年連續不斷輸入大量資金人力的情況下，在計劃年產百萬只黃羊的N縣，黃羊卻變成了“珍稀動物”。全縣雄心勃勃做起來的“惠農工程”，已變成當地農民不想再提的傷心往事。
因此，在精準扶貧初期，該縣部分群眾對透過養殖黃羊脫貧致富沒有信心，對無償發放的黃羊的責任意識也不強，甚至索性“在羊養死前，乾脆殺來吃了或賣了”，丟失了自己在扶貧道路上的主體意識。
N縣的困境並非個案。2014年全國到村入戶識別貧困戶時，很多村以為精準扶貧是類似低保的社會福利，認為會有源源不斷的物質援助，而少部分貧困戶則認為“脫貧”是中央給地方官員的政治任務。
遇到這些情況，扶貧幹部如果一味指責抱怨，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甚至還會使群眾與政府對立起來。與其抱怨“難幫”，不如端正心態、不預設立場，讓貧困戶開啟心結，深入調查懶惰的病根，才能發現問題背後的故事和無奈，進而找到治療“懶癌”的“靶向藥”。
扶貧羊被吃，表面上看似乎是農民短視的結果。大家深入瞭解後方知，其實是農民當時綜合考慮後的理性選擇。
2011年時，培育出該優良品種、被稱為“黃羊之父”的科學研究員在N縣調研後指出：
當年山林草地還未跟上，縣裡就忽然將養殖規模擴充套件到百萬只，因此不得不從外地引進種羊。引進種羊沒有經過嚴格的檢疫免疫作業，攜帶了羊痘病菌。羊痘傳染性極強、致死率高，一座山的羊染病了，很快另一座山的羊也跑不掉。
2006到2008年，縣裡黃羊死傷過半，很多養殖戶因此負債，村民們逐漸棄養、外出打工。當年滿山廢棄的羊圈，逐漸破敗的繁育基地，養殖戶的滿腹牢騷和地方政府留在銀行裡的沉重債務，無疑是歷史留給精準扶貧工作的負面資產。
知曉了過往經歷，似乎就不難理解為什麼N縣會出現對“脫貧”不感興趣的“懶漢”。
此外，再次發動留守群眾甚至鼓勵外出務工群眾歸鄉養羊，群眾們還有諸多疑慮。多年過去了，打工新建的房子早已沒了羊圈，難道人羊混住？村子周圍水草還是和過去一樣跟不上羊群需求的話，羊吃什麼？村子交通不便，養成的羊又如何販賣？沿海打工已成習慣，鄉村振興前景如何？
群眾看不見強有力的基本保障，“扶貧羊”專案對他們來說就是地方為了響應中央，空投落地的“空中樓閣”。
《山海情》片段
對策：從“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
2017年，N縣政府又逐批給貧困戶們配發了羊，但這次不但沒有貧困戶吃羊，懷孕母羊還成了家家戶戶的寶貝疙瘩，誰家羊產崽多誰就能上村裡的“英雄榜”。
這種變化的奧秘，簡而言之，是“借羊還羊”的產業扶貧模式取代了“免費發羊”。
“借羊還羊”是指村集體與貧困戶簽訂“借羊還羊”協議，村集體將成年羊“借”給群眾飼養，養殖兩年後如數“歸還”，兩年內繁育新羊及養殖所得收入，全數歸貧困戶所有。村集體收回“借”的成年羊後，再集體“借”給其他貧困群眾飼養，滾動發展。
聽起來簡單，但“借羊還羊”模式成功的背後，是諸多設計合理、程式科學、細節周全的規劃與實施。
從羊的方面來看，扶貧羊落地貧困戶家之前，工商銀行統一解決資金問題，中華聯合保險公司為每一隻羊編號併購買保險（黃羊意外死亡的保險收益歸養殖戶所有，但必須用於補欄），北方牧業集團、縣農業局負責羊群免疫檢疫和技術支援，解決農民後顧之憂。
從人的方面來說，在貧困戶“借羊”時，相關部門就建立了明確的准入、篩選、監督制度，明確養殖戶申請條件、責任，規定羊只質量和投放標準。
例如，養殖戶必須有養殖意願且誠實勤勞，無不良誠信記錄；二是擁有或租賃一定面積的草山草坡和人工種草土地；三是建有懷孕母羊每隻最低1。8平方米的圈舍。
農技人員適時回訪養殖情況，及時解決養殖中出現的各類問題，若發現羊只死亡率高於預期或非正常死亡，由鄉鎮組織專案村根據協議及時調整養殖戶。同時，設定紅黑排行榜，宣傳表彰養殖能手、公開消極怠惰的村民，營造脫貧光榮、勤勞致富的氛圍，激發貧困戶內生動力。
此外，自身沒有養殖能力的貧困戶，例如殘疾人、寡居老人，可以簽訂“託管代養”協議將羊交給村中養殖大戶集中養殖，入股分紅；同時這也促進了黃羊產業合作社規模化、專業化發展。
“十三五”期間，N縣鄉村交通、水電網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全面加快，黃羊肉鬆、肉乾零食銷售網的形成，還有全國各地源源不斷的黃羊訂單，也為黃羊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農業局駐村幹部感慨：“哪個還捨得吃嘛，水電路都通了，把借的羊還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羊生羊、羊再生羊，都是錢啊！”
“借羊還羊”、“魚漁雙授”，有了“看得見”的前景，才換得來百姓“放下心”的跟隨。2019年，在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發起的減貧研討會上，N縣“借畜還畜” 模式還入選為全球減貧最佳案例。
優質的扶貧專案，是道德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結合體，必須實事求是、因地制宜。扶貧專案徒具道德價值，卻難以在致富道路上“可持續發展”，貧困戶看不到奔頭自然會急於“短期變現”。
從這方面來講，很多看似“扶不起來”的群眾，可能是扶的姿勢不對。
遇上惡漢，怎麼辦？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絕大多數貧困戶都是勤勞的，“國家扶一把就走上正道了”，但確實也存在少數德志皆失的懶漢惡人，給扶貧工作“埋地雷、下絆子”。
上文提及的那位控訴村幹部的村民趙某，聲稱“沒要過低保、沒拿過政府補貼、沒享受精準扶貧”，實際上縣政府早在多年以前就為趙某落實了聽力二級殘疾補助。而趙某2014年申請納入貧困戶時，三個子女均已成家，家庭收入遠超國家貧困標準，在村中屬於中等收入水平，自然不會成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那趙某控訴的“依法享受2018年農村危房改造政策，驗收人員卻不予驗收”又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2018年趙某被納入市上第二批D級房屋新建名單。當時趙某家識別人口為5人（趙某夫婦、兒子、兒媳及孫子），按照政策標準25㎡/戶，國家可為其提供125㎡建築面積。
“這個政策村組幹部已經多次召開村民大會介紹，也多次挨家入戶宣傳。但趙某得知自己被納入名單後，立馬改建房屋，在新建第一層後，不顧村組幹部和村民的勸阻，執意修建第二層樓。導致驗收時趙某房子面積達到260㎡，遠超國家標準。他要求按照260㎡驗收，且希望完成室內裝修。”
“驗收人員已對他戶新建住房進行評估，主體完工安全達標，不影響正常居住使用。因此最後決定，趙某不享受此項政策。”
鎮政府工作人員答覆得條理清晰、有禮有節。但對於趙某頻繁上訪或網路發聲的行為，基層政府顯然拿他沒什麼辦法。幸運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信訪改革”，讓基層終於不再談訪色變。
2017年國家審計署經過嚴格調查審計，對假冒貧困戶的無恥之徒重拳出擊，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0。18萬人，970人被問責，重新識別補錄貧困人口9。51萬人並每戶掛牌公示、接受全民監督。
六耳獼猴不滅，則難取“真經”；“假貧困戶”不除，則難脫“真貧”。在查證趙某房屋訴求的案例時，筆者偶然得知了同村趙氏兄弟的案例。
“我是M鄉某組趙X，今年17歲。我爸爸2010年積勞成疾去世，母親改嫁。我家就剩八十多歲的爺爺奶奶和一個哥哥，我哥哥16年已在外地成家，我僅靠打工維持生活。我這種情況精準扶貧和低保都沒得我的份，我今後怎麼辦？農村這些政策到底給了誰？”2017年初，趙某到市上申請納入精準扶貧和低保戶。
趙氏兄弟的訴求，立即在村裡炸開了鍋。政府廣泛收集村民意見，經村兩委、鄉鎮調查評定，幾天內就將資料上報，駁回了趙氏兄弟的申請並將調查結果在網路和鄉鎮公示。
趙氏兄弟的爺爺奶奶早已由叔叔贍養，兄弟倆在沿海某地開辦洗車場，早已致富。趙某父親亡故後，給兄弟二人留下的房屋在扶貧公路拆遷範圍內，精準扶貧期間，兄弟二人還可獲得國家拆遷賠償款42萬元。早已大富大貴的趙氏兄弟，不僅沒有為家鄉脫貧做貢獻、為鄰里鄉親謀福利，反而利用其弟未成年人的身份，企圖假冒貧困戶、騙取國家福利，讓人憤慨。
“懶漢躺贏”、“按鬧分配”如若成風，勢必會造成貧困地區價值倒錯、遺患無窮。而對於違法違規行為，更要堅決依據相關法律制度等硬手段去約束與懲戒，才能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懶漢惡漢固然可惡，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我們不能因此來否定我國的社會保障，不能一葉障目地以此攻擊扶貧工作的公平性，更不能因此否定扶貧的偉大意義。
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之後， “志智雙扶”將不斷增強貧困群眾“造血”功能，使脫貧攻堅成效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