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箋》的多種讀法（劉富道文）

《花箋》的多種讀法（劉富道/文）

《花箋》肯定是值得一讀的一本書，我讀完了。

我讀《花箋》，就像讀盧梭的《懺悔錄》一樣，把它視為一部自傳性作品。

我認識這本書的作者，同韓石山先生是1980年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五期的同學，幾十年來，一直有著交往。因此，我讀這本書，邊讀就會邊聯想到韓公的一些經歷。

小說中的時間，應該是2019年，主人公方仲秀的七十歲時段（比韓公略小几歲），但延伸的時段，幾乎涉及他大半生。其間的經歷，或在韓公的一些著作中看過，或者聽他自己講過。

看到那些熟悉的美事破事又在小說中再現，我有種特別的親切感。

我的閱讀趣味屬於低俗的那種。在所有線索中，最有興致關注的，是方仲秀與耳東小姐的曖昧關係，我想看看他們發展到什麼程度。如果說這部小說有一個總體性懸念的話，它給讀者的期待，也就是想看看這個結局。

韓公沒讓我失望，他把一個老男人的心態寫到了極致。然而，方仲秀卻讓我大失所望——作家毫不掩飾地，寫出一個老男人力不從心的尷尬。

花箋，在《花箋》中，是一條主要的貫穿性情節線。

方仲秀接受家人的提議，編印一部《方仲秀信札》，作為自己七十大壽紀念。這條線，方仲秀與太太有過小小的分歧，但並不構成實質性的小說矛盾衝突。

這條線有一個人物——耳東小姐的老闆曹豎，一位箋譜收藏家。

他是方仲秀的知音，也許就是韓公的知音。韓公對書法情有獨鍾，平日愛用毛筆直書寫信，寫在特製的宣紙信箋上。他還緊跟時代潮流，用手機拍下信箋，再用微信發給對方，而信箋原件則收藏起來，於是就有了信札結集的風雅之事。其中一部分信箋，或日後面呈。就是這個“日後面呈”，產生了歧義，才衍生出方仲秀與耳東小姐的床笫之尷尬。

就是這麼一點點小情趣，在韓公筆下，放大，放大，再放大，於是成為了一部長篇小說。我把話說穿了：小說創作，還有什麼靈感，就是這麼回事。

本書封底有一則內容提要，言道：“他（方仲秀）最想做成的事，是向一家書社討回一筆不菲的稿費。為此，他發下毒誓，志在必得。”

我以為這個提要對讀者是一個誤導。這些情節，並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線索。

專門寫這件事的，只有一章，就是第四十七章，與東海書社紀檢組長蕭燕燕的談判；再就是最後一章，寫了方仲秀致函蕭燕燕，大度地了結此事。

這封簡訊，也應該是一件花箋，讓它成為小說的結局，算是一個妙筆。有了這一筆，全書支離破碎的故事，就有了一個完整的結局。

不過，石山兄為何將此等鬧心事記下呢？為了出口惡氣？或許是。但我以為，

匠心之所在，還是為了顯擺。

我們1980年文講所第五期，有“文壇黃埔五期”之譽，三十多個同學，都曾經是各地文壇的領軍人物。如今，一個個進入古稀，幾近煙消火熄。而韓公呢？他覺得前些年混得不如某些同學，至少是沒拿過什麼獎，到如今卻異常地活躍起來，可謂碩果累累：出版長篇小說《邊將》，出版由他編輯的《徐志摩全集》，還有後者衍生的至少四種分類書。不言而喻，《花箋》中的《邊關》《徐志摩文集》，皆有所指。而且，今天這裡，明天那裡，邀請他去演講，鬧得風生水起，好像離了韓石山，文壇都要坍塌了。

他當然有資格自我感覺良好地顯擺顯擺喲。

韓公不愧為學者型的作家，作家型的學者，這部《花箋》容納了他的許多高論，也可當作一部《談藝錄》來讀；如果有閒空的讀者，從中摘編一部“韓氏語錄”，我看準能暢銷。

我先摘一段試試：

多少年前，我就發現，通常偉大的作品，幾乎都是人性在低層面上發生的衝突，在高層面上達到和諧與解決。若違背了這個規侓，也許熱鬧，也許賺錢，但絕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文學作品。

像這樣的見解，在大學中文系的講義裡，在職業評論家的著作中，很難讀到。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在文學界，在學術界，韓石山都是一個存在。他的一家之言，從來不講溫良恭儉讓。

在這本書裡，他假方仲秀之口，對中國現代作家排了座次，向中國當代走紅過的作家發起挑戰，對山西的作家同事直接臧否。但在其鐵面無情的筆下，難得地表露出對山西前輩作家馬烽和西戎的感恩之情。

我想，一個還知道感恩的人，再怎麼樣也壞不到哪裡去。

我讀《花箋》，時時都用比較的眼光，拿它與他的《邊將》相比，拿它與錢鍾書先生的《圍城》相比。

在《花箋》新書面市之前，韓公就在微信朋友圈裡，吊起了我們的胃口。

他的意思毫不委婉，直接說它跟《圍城》相比，不分伯仲。至於誰伯誰仲，他說，還難說呢。這種韓氏表達風格，一般人聽不習慣，我卻早已習以為常了。

我是錢迷，但也僅僅完整地讀過一部《圍城》；準確地說，我只是《圍城》迷。

迷到什麼程度呢？我的藏書中，有六本《圍城》。第一本為1980年新中國重印的第一版。這本書我反覆讀，怕它受累，就又買了一本。後來我兒子也讀，怕他弄髒我的書，乾脆給他買了一本（他另居之後，書還在我這裡）。再後來，看到盜版，想知道是怎麼回事，也買了一本。第五本第六本，是兒子和外孫先後在無錫錢鍾書故居買了送我的紀念品。我為《圍城》寫過十一篇文章，在報紙上連載過。因此，我覺得我可以為《圍城》和《花箋》分個伯仲。

有必要先從《邊將》談起。

我以為《邊將》遲早會被文學史家認識，將它列為可傳世之作。這部小說，在戍邊史上，在戍邊學上，在邊關文化學上，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流傳價值。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這雖是一部歷史小說，它的敘述口吻，卻有現代小說的味道。

如果拿它跟《圍城》比，真可以說不分伯仲。《圍城》在小說家族中畢竟只是小家碧玉。再過幾十年上百年，它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可能就像我們今天看待《儒林外史》一樣。

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圍城》真不是靠精彩的故事情節取勝，而是靠精彩的文學語言扣人心絃。

錢氏的西式幽默，居高臨下的調侃，鮮活有趣的比喻，不厭其煩的咬文嚼字，都給我們帶來閱讀的快感。

它其實並沒有一個貫穿全書的中心事件，貫穿全書的人物也只有一個方鴻漸。作者寫了他什麼呢？一塊心病。方鴻漸在歐洲留學幾年，實則遊學幾年，回國前買了一張並不存在的美國克萊登大學的假博士文憑。正是這張文憑的戲劇性，構成了全書的整體性。錢先生順著方鴻漸的人生軌跡一路寫來，沒有留下任何編故事的痕跡。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關心方鴻漸的命運上。

再看

《花箋》，同樣沒有特別精彩的故事，同樣靠文學語言的魅力吸引人。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韓氏關於文學，關於生活，還有關於男人和女人的獨特見解，總會讓人讀之解頤。

韓公的這部《花箋》，最讓我佩服的地方，是將毫無故事可言的事件，編織成了故事。

譬如寫揚州講學，寫忻州講學——講學有什麼故事呢？韓公卻能把它故事化地寫下來，讓人讀得下去。這其中的技術含量很高，在此我只披露一招：

故事不夠，女人來湊。

說到寫女人，錢公與韓公真不是一個路數。在《圍城》裡，錢公筆下沒個好看的女人，凡女人出場，他一律用挑剔的眼光，揶揄一番；唯一倖免的，只有唐小姐（芳名好像叫唐曉芙），但又嚴肅地指出她眼睛小。

錢公往往是，也只會是，用粗線條寫女人。韓公憐香惜玉，他是用中性筆在稿紙上寫字。他的筆只要一觸碰到女人，精氣神都來了。

最讓我忿忿不平的是，某書社拖欠他鉅額稿酬，該社紀檢組長蕭燕燕登門造訪，他（書中人物方仲秀）一見這中年女人，好像有幾分姿色，竟然把自己的權益忘得一乾二淨，只顧看燕燕進門如何換鞋，欣賞燕燕前胸後腰，緊緊盯著人家看，到頭來，好像默認了人家帶來的不平等協議。

因此，

就寫女人的功夫而論，韓公為伯，錢公屈居為仲。

我既是《圍城》迷，得為錢公說幾句公道話。《圍城》線條雖然單一，但讀起來輕鬆；而《花箋》線條重重疊疊，讀起來難以做到注意力集中。好像長篇小說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有些陳芝麻爛穀子的破事，有些已經換過稿費的“保留節目”，大可不必拿來再撈一次版稅。

同樣是咬文嚼字，坦率地說，錢先生咬得簡潔明快，韓先生咬得鋪張浪費。

韓先生在北京賃居的小區我去過，那裡有個叫洋橋的地名。為了顯擺學識，他竟然專門設計了一個場景：酒後讓一個年輕人開車送他回家，從“洋橋橋橋下”透過。這一咬文嚼字，就咬了一章，全書的五十四分之一。

再高深的學問，也不是這個玩法吧。

錢鍾書先生也愛口無遮攔地損人，在這一點上，韓公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從太原到北京賃居，原說是隨老伴給兒子帶孫子，在這本書裡透露，卻另有隱情。書中寫道，山西那邊有人告他的狀，說他把辦刊經費和稿費全都貪汙了，數額之大，令人吃驚。他懶得跟這幫人糾纏，乾脆到北京躲個清靜。上述說法都是他的一面之詞。書中，方仲秀對他的小情人說了如下一段話：

我當時跟朋友私下裡說過一句刻薄話。他問我為什麼不迴應呢，我說，我不給他們的後人留下祖上曾有過跟方某人交手的家族榮譽。

這何止是一句刻薄話？太不厚道了吧。

我敢說，這種句子，錢鍾書先生造不出來，他也不屑於造岀這樣的句子來。

（《文學自由談》2021年第5期）